2014年3月，新加坡时任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的黄循财出席了新加坡管理大学举办的一个与学生交流的讲座。此讲座别开生面谈论新加坡建国以来鲜少触且又颇敏感的贫富差距课题。
座谈会的议题是，面对新加坡“非常高”的收入悬殊问题，政府有何对策。黄循财的回应是，政府过去10年来正不断通过税收变革和资源转移方式，支助年长弱势群体，减轻他们面对生活费高涨和医疗开销的困难。针对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指标这个层面，黄部长说该系数已出现逐步回降的走势。
基尼系数核算由0到1.0，系数越高，表示贫富差距越大，财富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在市场经济社会，系数的演变一般随经济扩充速度、企业竞争力增强及效率高而上升。反之，系数在经济衰退或调整期间停滞不前而下降或维持基本不变。这个规律相当充分反映在新加坡独立后的经济走势。
根据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WID.world）的专家团研究，新加坡1965年独立到1986年经济转型后约10年间，财富集中在占最上层10%人口的百分比从约30%，经过不断波动而上涨到1987年的38.5%，然后随新加坡经济开始向外扩充和经济参与全球化而进入调整期，下降到1995年转捩点的33.5%。
但从1995年到2001年，新加坡从区域扩充和参与全球化中取得成功与得益良多；无论是金融与资本密集领域的发展、劳力密集型工业的淘汰或向外转移，还是高薪的高端人才引进以及较廉价的外劳进口等，都大体达标。因此，在6年后的2001年，财富集中到人口上端10%的比例剧增到46.5%。2001年后，虽有起落波动，目前估计维持在45%的水平。
基尼系数扩大的因素
新加坡统计局以户收入为计算单位的数据也又有类似显示，2000年最高收入的10%人口和最低10%收入人口的差距是5490新元／1.69万令吉，而2017年两者的差距大幅度扩展到1万2660新元／3.9万令吉，增长了2.3倍。
同时，统计局显示的2001年全国基尼系数是0.45，2007年上升到0.48，然后逐年下降到2019年的0.452，不过经过对低收入户的补贴等调整核算后，2019年系数下降到0.398。
对低收入户的补贴固然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据国际发展及救援的非政府组织乐施会（Oxfam）发表的数据，新加坡2017年基尼系数补贴调整前后的比率差距为17.1%，远低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譬如英国是44.4%，法国是74.9%，美国是29.7%，日本是47.9%。补贴调整前后差距比率越大，显示对低收入户的各类福利补贴就越多。
新加坡1965年建国之初，基本处于一个无工业、主要靠转口贸易和低端密集劳动服务业和小规模农业为主的经济架构运作。建国后采取出口导向工业化政策，大力引进外资发展工商业、积极培训本土人才支撑外企和建立国际竞争力强的官联企业（GLC），随后这类专业和管理人才便在政策和市场供需规律下获得丰厚报酬，以营造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按当时的资源分配方式，高管除了具有亮点的大学资历外，回报以生产效率、按利润和个人贡献分享所得，贡献越大收入就越多。
鉴于新加坡录取政府或官联企业高管采取的是“教育精英制”，民间子弟无论出身贫富，只要成绩优越、工作勤奋和人缘好，都有爬上高管阶梯的机会。但在这金字塔的最下端，却有教育制度无法帮到忙的一大群年纪较大或是学业失败或弱智者，他们在新加坡飞速转型到知识经济阶段的过程中，被抛弃在后头，成为脆弱的群体，领取很低的工资。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