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首相依斯迈沙比里宣布，政府将从5月1日起，将最低月薪调高至1500令吉，这措施将从大企业以及官联公司开始落实。可以预见，代表不同利益的组织会对此有不同的意见，如工会组织当然会赞成，可雇主联合会（雇联）则认为时机不对。代表工人的大马职工总会甚至要求最低工资定为月薪最低1800令吉。
经济学家对此又有什么看法？有趣的是，经济学虽然是社会学科中最发达的一科，也设有诺贝尔奖（其他社会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则没有诺贝尔奖），可竟然没有一致看法。不同的经济学家甚至对最低工资的研究结果出现相反结论。
通常情况是左派学者会支持，而右派学者则反对，认为应由市场决定，也就是政府不要多管闲事，好心帮倒忙，支持最低工资制的学者会认为它有助于提高就业率或至少对就业的作用是中性的。
不仅如此，最低工资也提高人民的购买力，进而刺激整体经济，使各行各业动起来。因为，当代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很依赖消费，也高度依赖消费刺激经济增长与创造就业。没有足够的有效消费，经济便动不起来。更何况最低工资尚可作为缩短贫富差距的扶贫工具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
反对者则认为，从就业的角度看，它会损及就业机会，使雇主少雇用员工或干脆少做些，特别是人力成本高的服务业。因为服务业通常是人力密集，不易自动化的产业，如餐饮业，理发业，零售业等，都基本上是人对人，面对面的高人力成本行业。若提高工资雇主就只能把成本转嫁给最终消费者，结果会致成通货膨胀。
进而言之，最低工资的本意是要帮助弱势群体提高他们的收入，让他们能过更体面的生活，可事与愿违。最低工资制反而使他们更难找到工作。特别是年轻人与低技能工。因为雇主可能认为他们价超所值，请他们并不划算。
雇主不愿多请人
一个实例便是，在高工资的国家如西欧，失业率偏高的一个原因被认为是雇主不愿意多请人，不仅是成本问题，也包括请人容易送人难的困境，也就是不能轻易解雇员工。其结果之一是，雇主尽可能少请人或让顾客自助。
伸言之，最低工资制有促进自动化或自我服务的作用；只是，服务业中有许多行业是难全面自动化的。容易自动化的行业如银行金融则流行大栽员，特别是在这个人工智能发达的时代。
基本上，简单的例行型工作，如出纳员是易被人工智能与信息化技术替代的工作。这个替代可以大大减少人工成本，当然也减少了雇用机会，不必用那么多人。至于，难以自动化的行业，就只好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近年来，人工智能对就业机会的作用是个热门课题。有人担心日后就业机会比现在更少，是否杞人忧天，则有待时间证明。
此外，就最低工资制而言，这个制度是否应全国一个标准抑或是视地区或行业或发展阶段而定也颇具争议性。
大马是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170万公务员中，约90％是中央政府雇员，如教育与医疗便是属于中央而非地方政府。故较易推行单一统一的标准；至于私人界则视情况有异。
若实行全国统一的最低工资制，有可能会加剧不同地区不同州之间的发展差距；因为它使落后的地区失去了一项比较优势，即较（低）工资与生活成本。这里应看到一个差别，那就是不同地区或州之间的生活成本是不一样的，同一个1500令吉在不同地区的购买力是不同的，而相对落后地区要发展，就得有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比较优势。
如果取消了这个比较优势，那么这个发展就会出现极化趋势，也就是越发达的地区越发达，越落后的地区越落后或甚至没有发展，以至只有老人与小孩才会留在原地。伸言之，会出现年青人空洞化的趋势。这种不均衡发展趋势是很多国家的常态──包括大马。
同理，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言，最低工资制也会有不尽相同的作用。就大马而言，在1987-96年间会出现高速增长原因，当然是多种的，只是低工资无疑是其中一项因素。1997年后大马失去了对外资（主要是制造业）的吸引力，主因之一便是因为中国、印度、越南等国也搞招商引资，以至不少在大马的内资与外资转到工资更低的国家去，特别是人力密集的制造业，如电子产业。
治本得从教育与培训下手
如果大马能成功转型为高增值的经济体，流失人工密集的制造业并不是问题；可大马的问题是，产业升不了级；1997年后依旧是靠低工资竞争来留住内资与吸引外资。若非可引入大量廉价外劳，相信会流失更多工作机会。可引入大量廉价外劳也是个悖论。一方面，是保住了一些人力密集行业；另一方面是又钝化了产业升级的动力与意愿，可谓进退两难。
进而言之，若提高最低工资又会吸引更多的廉价外劳来马，使外劳中介（多有政治关系）生意兴隆。其结果则是强化了原地踏地的困境。尤其在有好几百万廉价合法或非法外劳的国家，最低工资制的实施是否明智也具争议。
本质上言，大马的问题是，一般的工作人口缺乏实用的市场需要的知识与技能，不解决这个问题，无法真正透过最低工资来扶贫，使一般工作人口脱贫。有道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技能）。
一般工作人口有了实用的知识与技能才可能有较高增值的产业与相随而来的就业机会。要治本还得从教育与培训下手，若否，最低工资制将是一把两面刃。
新加坡并没有最低工资制，为何却有几十万马劳到新加坡找出路？吊诡的是，也有好几百万外劳到大马来找出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国的总体生产力是否相应提高了？经济转型究竟转到了哪里？工资与物价会否出现螺旋式上升，相互推高？政府会否用印钞方式来支付更多的公务员薪酬？若单靠最低工资制就能解决贫穷问题，这个世界上还会有穷国穷民吗？
说到底，最低工资制并不是治本之道，治本之首在于成功的经济转型与培养具有市场需要的实用知识与技能的公民。对于由特定因素如涨落不定的油价则可用补贴及发放生活援助金给有需要的弱势公民群体。
在拥有好几百万合法与非法外劳的国度，出台最低工资制，只会吸引更多的廉价外劳来大马，其利弊就更具争议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