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团结是多元族群、教群与语群国家的常青课题，大马的精英也常爱提这个课题。一些马来精英如马哈迪近来也常说华族保持其文化特色及多源流学校，是造成国民不团结的主因。一些学者如张国祥也说多源流学校不利团结。不少被视为开明进步的人士如凯里也持有这种想法。依笔者之见，这都是形式主义的观点，甚至可能是口是心非的观点。说口是心非是因为，有些人如马哈迪明知道造成不团结的原因是土著对非土著或是穆斯林对非穆斯林的二分法所导致，可却又偏偏爱炒作多源流学校与文化多样性。
马哈迪的观点，其实是世俗右翼马来精英的一贯主张，其代表性组织便是巫统。自1950年代以来，世俗右翼马来精英便强调马来亚是马来族的。马哈迪更开宗明义说马来族是马来亚的界定性种族，即这个国家的性质是由马来族来定义与界定，其他民族只能服从。这就涉及了马来性的课题。
什么是马来性？一般的看法是，马来性基本上由3个因素决定，即马来语、马来习俗与伊斯兰。从性质上言，这三个条件皆非生物性或血统性原则，而是文化因素。理论上，只要一个具备上述三个条件便可成为马来族进而享有马来族的特殊地位，即在公务员、高教奖学金、商业许可证与官方举办的商展中获得优先考虑。也因为马来性与特殊地位挂钩，使得不少具备上述三个条件人士成为马来族而享有上述优先利益。
只是，事实是，并不是所有具备上述三条件者皆可享有特殊地位，如自1970年代以来，大马印裔穆斯林大会（KIMMA）便要求享有马来族特殊地位而不得。纳吉当首相时还曾表示会考虑此一要求，可也没有下文。
实则，大马的峇峇或华族穆斯林也没有享有这个特殊地位。1970年代时，有一些华族改信伊斯兰，可在1980年代，国民登记局要求改信者保留其姓，如姓陈或姓黄以便可以区别是否新教友，以防止特殊地位分享。毕竟，特殊地位是种实利实惠，竞争者多了，便会被分薄。更深层的原因是，大马是个种族挂帅的国家，而巫统这个即得利益政党一贯以来便是捍卫马来族的利益与权利而得以保权保位，如果其他族群被同化了，巫统便得改名为“马统”才能生存，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因此，为了保权保位，巫统也不会真心诚意要同一化其他族群。毕竟同一化之后，族群界线便消失，没有族群界线，何来区别族群权益的基准？
进而言之，世俗右翼 ，马来精英虽然要推广马来语，但目的不是在于国民团结，而是借以巩固马来族支配权，即马来族是主人的地位是不可以淡化的。
比较而言，1940-60年代马来左翼，反而比巫统开放，他们主张所有认同马来亚的人，一律称为马来友（Melayu）也享有同等的公民地位。对这些左翼而言，马来友的主要条件是马来语而不是伊斯兰。伸言之，不必改信伊斯兰，也可成为马来友，享有平等的国民与公民地位。只是由于这些世俗左翼马来精英失权失势，以及华族与印族中的一些精英要求语文平等而与马来左翼闹翻，这个马来友主张也就无疾而终。
就马哈迪而言，他的马来化主张主要是指马来语与文化，而不必包括伊斯兰。只是马来文化并非铁板一块，而且文化会随著时代而起变化；因此，真正起作用的其实是马来语。
问题是发展到今天，基本上可以说多数非马来族已不同程度地懂马来语；但他们并没能享有马来族的特殊地位。二分法依然如故。
伸言之，马来化与特殊地位没有必然性，这才是大马的实况，也就是说，同化不同化只是个说辞，并没有实质含义。更何况，马来族本身日趋伊斯兰化，甚至有用伊斯兰来清理马来文化中一些被认为不纯的东西。这就使得马来化的含义更难界定。其实马来族内部也已有更多人倾向于用伊斯兰来自我界定。
与此同时，非马来族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佛教化与基督教化趋势。这就使得同化课题更混杂。
从世界潮流角度看，自1960年代以来，一个国家、一种文化、一种语文的主张也日益受到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而不再是唯一的主流思想。就母语教育而言，世界主流思想已日趋拥护母语教育。说母语教育有碍国民团结之类的言论，其实已成了政治不正确。只是大马依然不少政客与学者爱说母语教育有碍国民团结。
说母语教育或多源流有碍团结，实为一种有形无神的形式主义。一国的国民团结不团结关键在于平等与社会公正。只有实现平等与社会公正才有团结可言，这是一般的共识，可耐人寻思的是，今天大马依然有不少政客与学者不谈社会公正与平等，而光抓住多源流语文来谈。
有道是不平则鸣，这是人性与常识，政客与学者怎么可能对此无知，进而言之，对国民而言，重要的是，要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人要有同理心，共感心，以心比心才可能实现团结和谐的社会。与其光谈什么形式上的多源语文，不如多谈如何培养国民的文明修养和教养，有教养有文明的国民才是目标，才是实现国泰民安的正道，也才是有形有神的国民团结的长青基石。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要看最快最熱資訊，請來Follow我們 《東方日報》WhatsApp Channel.
.jpeg/53c260cc0a39382486988cfe10e6933d.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