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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刘镇东提到大马应重新定位从单纯贸易国转型为科技国。
从发展战略角度看，这是正确的发展方针，只是如何实现则不是一朝一夕可实现的。历史地看，二战以来能够成功地从低收入国升级为高收入经济体的例子并不多，其中台湾与韩国是两个成功的实例，而台韩能成功升级为高收入经济体靠的便是高科技制造业与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至于新加坡与香港则更注重金融、贸易与服务业。伸言之，不论是靠高科技或贸易与服务，皆有可能脱贫致富。
基本上言，经济规模越小的经济体会越依赖国际贸易与服务而不是制造业。因为这涉及了一个经济规模与市场规模的课题。规模小要发展制造业不容易，小国如瑞士与荷兰制造业强劲有其历史因素。如荷兰自16世纪以来便是个贸易大国，也据此为其工业提供了基础；瑞士长期以来走中立路线，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因走中立路线而使其金融贸易与工业得以获得发展良机。这些条件并不是其他新兴国家所具备的。
台韩能够在1960-80年代经济崛起成为高科技新兴经济体也有其历史契机，如在国防上得到美国的安全保障，也因美国为其开放国内市场而得以借用美国的市场扩大其制造业实力，与此同时台韩也很争气，能在实施金融压抑（financial repression）的条件下力争上游，即国家政策偏重投资与出口而不是国内消费。在一代人牺牲下，终于打拼出一片天。
这种先苦后甜的政策走向也不是其他国家学得来的。
从教育与培训的角度看，台韩均很注重人才培养，特别是理工科人才。就台湾而言，在1960-80年代，有70％的高中生是进入技术与职业学校，而不是普通高中。这个重技职的教育与培训政策也为台湾的高科技产业，特别是电子产业提供了适时适量的学为其用的所需人才。有道是有人才才有财，没有人才或人才流失，皆不可能发展高科技制造业。
只是进入1990年代后的台湾，有许多技职学校纷纷升级为大学，反而造成高学历通货膨胀使高学历贬值，以及实用技术人才出现断层现象。从而削弱了台湾的实力。进入21世纪的今天，由于特朗普要高科技产业回流美国，台韩等也得面对新一轮的挑战。
假设失了美国这个大市场，台韩的高科技产业也将受挫。毕竟，他们的市场规模有限，而随著中国的崛起，他们在美国的以外市场也得面对中国的强劲竞争。中国的高科技制造业将是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发展高科技制造业的一大挑战。
不仅是发达国，即便是发展中国家，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脱工业化现象。大马自然也不例外。
大马的实况是，虽然在1980-90年代经济有起飞，但主要是依靠外资投资与出口所带动。当这些外资转向其他地区后，在大马的投资便大幅下跌。实则1997-98年大马、印尼、泰国会发生金融货币危机，也与这个有一定关系。如在1990年代初以来，出口便放缓，甚至出现进口高于出口的贸易逆差现象。
大马要发展高科技产业，不仅是人才的问题，也包括观念问题。自1990年代扩大大学招生以来，大马便出现重量不重质的大学扩招现象，以致培养出许多学非所用与用非所学的大专生。实则，不少大专毕业生的起薪与普通工人差距不大，这个高学历通膨问题虽已存在多年迄今尚未得到改善。
此外，今天大马的许多年轻人也不爱体力工作，宁愿选择薪资较低前途不佳的服务业也不要进入制造业领域，君不见许多高工资的体力就业者多是外劳而非本国人。这种轻视技职教育与就业的观念若不改变，也很难使大马成为科技国。
从产业发展趋势来看，服务业将是大马最主要的就业市场，如旅游、医疗、饮食等。
就制造业而言，其实还有一个技术效率对市场规模的难题，如提高自动化固然可节省人力与提高技术人员的薪资；只是，要投入资金提升自动化也得考虑到市场大小的现实挑战。若市场规模不够大，投资就未必划算；而且自动化也有自动化的问题，如生产少量多样的产品，就需要灵活的人力安排而非自动化。与此同时，也须考虑到来自各国的招商引资竞争。
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界，大马想升级，其他国家亦然。一个可行的出路是大马可以走二元化劳动市场路线，即高增值产业由本国人从事，低增值产业继续由廉价外劳从事。只是，这涉及了一个改变教育与培训的政策变化，如何使本国人更愿意学习实用的知识与技能，而不是只响往穿著光鲜的就业机会。
此外，东盟也有必要进一步整合以便扩大市场规模，使一些需要市场规模的产业能够具有竞争力，如汽车产业若每个国家都搞地方保护主义，结果只能是互扯后腿。说起来，东盟能否成为一个市场也是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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