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分析，对外资来说，由于过去新加坡没有发生大罢工、游行或暴动事件，因而生产成本相对较低，但最新的暴动造成经济局势的不确定性增加，企业需将外劳闹事的风险成本纳入，因此预示著生产成本将走高。
“企业可能会考量外劳是否会组织罢工、暴动，这些都可能改变投资决策。”
同时担任人力部高级顾问的山得锐指出，新加坡过于依赖外劳，但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新加坡的法律制度完善，全球数一数二的严刑峻法震慑著外劳不会冒险闹事，所以欠缺对相关风险的考量。
“可是，去年发生的SMRT巴士司机集体罢工，以及前天的小印度客工暴动事件都说明，一些外劳敢于冒风险。这也意味著，政府今后在制定外劳政策时要把相关风险成本、社会成本考虑在内。”
他预计，接下来政府将采取措施进一步收紧外劳政策，建筑业可能是首当其冲受影响的领域，毕竟近年来建筑业的劳工紧缩程度不及其他行业。
外劳政策一旦“紧上加紧”，新加坡中小企业所面对的人手问题将加剧，这对不同企业提高生产力所产生的影响各异。
山得锐估计，一方面这将迫使中小企业加速向价值链上移，考虑加强科技投资，以解决人力短缺和成本上涨问题。另一方面，熟练技术工人更难寻，一些企业的生产力或会下滑。
山得锐也认为，上述暴动事件给新加坡政府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其中包括如何不让外劳滋事的问题再发生、更好地管理客工在本地工作的期望、怎样留住高素质的工人等。
对于这次的外劳暴动，山得锐以“重大历史事件”来形容。
“去年SMRT巴士司机罢工，政府的处理方式主要以沟通为主。但这次事件的性质非常严重，有外劳肆意破坏公物，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允许的。相信政府会采取强硬立场，以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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