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15日讯）去年3月，我国爆发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大城堡清真寺传教集会酿成大范围传染的风险，为了切断传播链，政府实施行动管制令（MCO），犹如进入“封国”状态，之后随著疫情发展的程度，政府又对管制做出了不同调整，以平衡经济和生命。
除了最严厉的行管令1.0，政府分别采取有条件行管令，复原新管令，在个别疫情特别严重的地点实施针对性管制令。
不同程度的管制令从去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接近一年，不过我们仍未摆脱疫情困扰，甚至由于第三波疫情的大爆发，于今年1月再度实施严厉的行管令。
回顾行管令的实施，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在2020年3月16日宣布，全国在3月18日进入为期14天的行动管制令，限制非必要商业活动、限制国民出国及外国访客入境，关闭学校，民众不准许跨州跨线，只能在10公里范围内购买必需品。
为了达到控制疫情的效果，行管令四度延长，在同年5月3月才结束了行管令。
鉴于新增病例开始减少，加上经济受到冲击，政府在5月4日至6月9日实施有条件行管令，放宽限制，让大部分经济领域在标准作业程序下复工，民众仍然不可以随便跨州，边境持续封锁，不允许出国。
当时宣布的有条件行动管制令，包括涉及人群聚集和肢体接触的商业活动，如电影院、卡拉OK、足底按摩中心、娱乐中心、夜总会、主题公园、斋戒月市集、开斋节市集、购物嘉年华各种形式的会议和展览，以及理发店都不允许复工。
另外，涉及人群聚集、肢体接触和有感染风险的运动，以及宴会门户开放活动、斋戒月开放门户、文化表演、政府和私人机构月常聚会，以及任何形式的开幕礼和集会等涉及人群聚集的活动也被禁止。
随著有条件限行令在6月9日结束，全国实施复原行动管制令，政府放松部分管制，不再限制民众跨州，并且允许民众国内旅游，商场、电影院、夜市与发廊服务等允许开放。
同时，民众必须严格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一旦违反防疫标准作业程序的最高罚款是1000令吉。
不过，边境依然封锁，大马人不能到国外旅游，有肢体接触的运动不允许进行，酒吧、夜店、娱乐中心、足底按摩中心、卡拉OK中心、主题公园不能营业，也不允许大型聚会。
9月沙巴州选举的防疫出现漏洞，加上疫情在外劳群体大范围传播，引爆了第三波疫情，政府率先宣布沙巴在去年10月13日，以及10月14日在雪兰莪、吉隆坡及布城实施为期两周的有条件行动管制令，在去年11月吉打、槟城、霹雳、森美兰、马六甲、柔佛及登嘉楼州也相继实施有条件行管令，并且禁止跨州。
然而，条管令并不能控制疫情，单日新增4位数确诊病例使大马医疗处于崩溃边缘，5个州属（槟城、雪兰莪、马六甲、柔佛、沙巴）及3个联邦直辖区（吉隆坡、布城及纳闽）在1月13日实施行管令2.0。
随后，政府又宣布半岛其馀地区从1月22日开始，均进入行管令状态，全国仅剩砂拉越（除了诗巫三个县）维持复原行管令。
经过一个多月的防疫，政府松绑管制在2月16日宣布结束一些州属的行管令，吉打、霹雳、森美兰、登嘉楼、吉兰丹、马六甲、彭亨、布城及纳闽联邦直辖区进入条管令至3月4日，玻璃市则实施复苏行管令。
不过，雪兰莪、柔佛、槟城、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地区延长行动管制令至3月4日，并且撤除了10公里移动限制，但仍不允许跨县。
另外，疫情爆发之际，我国政治正好极度动荡，通过喜来登政变上台的国盟政府，多次面对倒台威胁，为了稳定政局，在行管令2.0实施期间，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建议国家元首采取紧急状态，以让政府能够抗疫。
在今年1月12日，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颁布全国紧急状态，以遏制疫情，直到确诊病例受到控制和下降，才可提前解除。
随著疫情有转好迹象，政府宣布从3月5日开始，雪兰莪、吉隆坡、柔佛、槟城从行管令，改为实施条管令两周。
此外，原本落实条管令的马六甲、彭亨、登嘉楼、布城及纳闽，则转为复管令。
至于吉打、吉兰丹、砂拉越与霹雳则维持条管令；玻璃市继续维持复管令。
一系列振兴配套 协助人民复苏经济
疫情及实施管制令导致我国商业活动几乎停滞、制造生产放缓、旅游业难以存活、失业率上升，几乎所有领域都受到影响，为了“止血”，政府推出一系列的经济配套，期望缓减管制令带来的经济遭遇重创，帮助全国上下渡过疫情。
去年疫情发生时，大马正值政权更迭，时任首相敦马哈迪在去年2月28日宣布，总值200亿令吉的经济振兴配套，通过让消费者手握更多现金及为多个领域（特别是受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打击的领域）提供税务减免，来提振疲软的经济。
这个为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而设的经济振兴配套，比政府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时期推出总值81亿令吉的经济振兴配套，多出一倍金额以上。
同年3月份，首相丹斯里慕尤丁领导的国盟政府推翻希盟上台执政，为了控制疫情，国盟政府宣布实施行管令，经济活动基本陷入停顿。
为了缓减管制令带来的冲击，国盟政府在3月27日宣布第二轮经济振兴配套，即总值2500亿令吉的“关心人民振兴经济配套”（PRIAHATIN），旨在纾缓各领域面对的困境，并让全国人民受益。
总值2500亿令吉的配套中，包括财政注入220亿令吉、550亿令吉的政府担保，以及推动各项措施的逾1530亿令吉，也涵盖了马哈迪宣布的200亿令吉振兴经济配套。
在2500亿令吉拨款中，约1280亿令吉用作照顾人民的福利，1000亿令吉用作支持包括中小型企业在内的商业，另外20亿令吉用作巩固国家经济。
行管令给各行各业带来巨大冲击，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在4月6日宣布追加援助，拨出100亿令吉，给“关心人民振兴经济配套”-协助企业及中小型企业（附加措施）。
到了同年6月份，随著疫情受控，管制令也逐渐松绑，从行管令、条管令，进入到复苏管制令，为“配合”进入复苏时期，政府在6月5日宣布总额350亿令吉的“国家经济复苏计划”（PENJANA），其中的100亿令吉由政府直接注资。
国家经济复苏计划定下三大目标为赋权于民、促进商业及振兴经济，并以6R策略，即解决（Resolve）、修复（Resilience）、重启（Restart）、复苏（Recovery）、振兴（Revitalize）和重组（Reform），应对疫情带来的挑战。
为了促进经济复苏，首相在9月23日宣布，政府追加援助力度，在“关心人民振兴经济配套”的基础上，推出价值100亿令吉的“我们关怀”（KITA PRIHATIN）。
这个额外配套包括70亿令吉的国家关怀援助金2.0（BPN 2.0）、24亿令吉的工资补贴计划2.0，以及6亿令吉的微型企业特别关怀奖掖（GKP）。
今年1月我国再度实施行管令，为了缓解人民和工商界压力，慕尤丁在1月18日宣布总值150亿令吉的“保护人民及经济援助配套”（PERMAI）。
该配套的三大目标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照顾人民福利、支援商业持续运营，其中实施22项措施来减负担。这也是国盟政府推出的第5个经济援助配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