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11日讯）律师公会前主席谢依琳表示，制定总检察长和检控官分权之事刻不容缓，并建议我国效仿肯亚相关制度。
她以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一马公司（1MDB）弊案为例，《华尔街日报》于2015年6月份报道引起公众关注该丑闻后，政府便成立了一个特工队，以调查纳吉个人银行帐户的资金流向。
“特工队成员包括时任总检察长丹斯里阿都甘尼、全国警察总长、国家银行总裁及反贪会首席专员，但丹斯里阿班迪在不久后接任总检察长职。阿班迪还于2016年1月还召开记者会，宣布纳吉银行帐户资金流向未涉及任何刑事罪行，并结束相关调查。”
她补充，纳吉之所以能被要求为自己的罪行负责，唯一的原因是国阵在2018年全国大选中落败，纳吉被赶下相位。
“当敦马哈迪在2018年再度任相时，当时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优先追究纳吉1MDB弊案的责任，如果纳吉继续担任首相，我们就不会目睹他被带上法庭。
她昨晚在隆雪华堂第9届公民社会奖颁奖典礼前，分享检控分权对司法改革的重要性时，如此表示。
谢依琳表示，1MDB弊案意义重大，检控分权对于确保透明度和善治至关重要，并确保法治改善我国的民主。
“我们不能否认，1MDB案提控的速度也引发了一些关于政治提控的问题。当权者认为有必要提提控时，确实可以移走大山（障碍）。但若没有政治意愿，刑事诉讼程序就会被过度拖延、被释放但不等同无罪（DNAA），或者更糟的是，被驳回并被隐藏起来。”
她直言，政府未在1MDB弊案上吸取教训，如副首相拿督斯里阿末扎希的健康思维基金（Yayasan Akalbudi）弊案，即便47项指控表罪成立，总检察长却向法庭申请释放但不等同无罪，而这项申请发生在阿末扎希出任副首相期间。
“我们也看到随著政府的更迭，人们对纳吉的态度也改变了。简而言之，我们可以在这里目睹，总检察长的倾向取决于谁掌权。
“此外，以1MDB弊案为例，2015年突然宣布阿都甘尼被革职，导致对1MDB的调查戛然而止。这发生在他担任总检察长约13年后，抛开是否该留任的问题不谈，太容易替换阿都甘尼了，因此除了建立制衡机制以确保总检察单位的独立性外，任期保障也同样重要。”
她建议政府效仿肯亚的检控分权制度。
“我认为，肯亚是最佳模式之一。在肯亚，检察长受两项法律管辖，即《肯亚宪法》和《2013年检察署法令》。检察长的任命首先从遴选委员会提供的名单中选出候选人。该候选人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
她说，除了任命程序外，肯亚法律还明确规定检察长的免职程序、任期保障、薪酬和津贴以及职权。此外未经法庭许可，检察长不能中止提控，只能在判决之前申请。
“此外，检察长必须考量到公共利益、司法行政利益以及防止和避免滥用法律程序的需求。从肯亚制度的简要概述中，可以得出一些有用的经验教训，可以在我国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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