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20日讯）蒙古女郎阿旦杜亚遗属起诉大马政府等四造一案，上诉庭今日将裁定，是否继续维持莎阿南高庭五百万令吉赔偿的判决。
以马来亚大法官拿督哈欣韩沙、拿督阿兹曼、慕尼安迪组成的上诉庭三司将于今早宣读其裁决。
阿旦杜亚的遗属是于2007年6月入禀法庭索赔1亿令吉，指阿旦杜亚的死亡对其造成了精神打击与心理创伤。
本案的四造答辩人包括大马政府、政治分析师阿都拉萨、以及两名前特警阿兹拉警长和西鲁伍长。
而高庭于2022年12月裁定，谕令大马政府与另三造，需赔偿500万令吉予阿旦杜亚遗属。
大马政府与阿都拉萨随后针对高庭裁决提出上诉。
阿兹拉与西鲁于2009年被裁定，在2006年10月19日至20日期间，于莎阿南谋杀阿旦杜亚罪成。
联邦法院于2015年推翻上诉庭先前的无罪裁决，维持两人有罪判决及死刑。
值得一提的是，联邦法院于2023年10月批准了阿兹拉的检讨申请，将其死刑改判为40年有期徒刑。
至于西鲁则多年来滞留澳洲，因澳洲政策不允许引渡或遣返，可能在原属国面对死刑的人士。
上诉庭争议要点
政府在本案的高级联邦律师此前指出，高庭此前裁定政府需承担的转承责任（vicarious liability）上，所裁定给予阿旦杜亚遗属的赔偿金额过高。
同时，政府不应因阿都拉萨的行为，而遭裁定需承担转承责任，因阿都拉萨属私人身分，并非公务员。
他们主张，若法庭裁定政府需承担责任，阿旦杜亚遗属最多仅可获得138万4000令吉，而非500万令吉。
这包括100万令吉的加重损害赔偿与38万4000令吉的扶养损失赔偿，后者是援引《1956年民事法令》第7条文下，仅限于因收入损失所造成的财务损害。
“阿旦杜亚遗属仅有权获得其每月收入的三分之一，由于死者并非全职工作，其收入应以每月2000令吉计算，乘以12个月，再乘以《民事法令》所规定的16倍数，合计为38万4000令吉。”
另一方面，代表阿都拉萨的律师则表示，高庭裁定政治分析员需承担责任属判断错误，因阿都拉萨并未下达任何杀害指示。
他们指出，鉴于阿都拉萨在刑事审讯中，于未受传召出庭自辩的情况下即获判无罪，民事法庭裁定其共谋杀害阿旦杜亚并判其需赔偿，属法律错误。
阿旦杜亚遗属立场
对此，阿旦杜亚遗属的代表律师坚称，高庭裁定确认性损害赔偿属正确，因这起杀害事件构成对宪法所保障生命权的公然侵犯，属于宪法侵权，因此合理裁定确认性损害赔偿。
他们指出，高庭裁定的赔偿不仅包括法定损害赔偿，还包括因生命受剥夺而产生的宪法性损害赔偿。
他们亦主张，法庭裁定阿都拉萨需承担责任并无不当，因他曾在一次会面中，向阿兹拉提供阿旦杜亚下榻酒店的地址。
审讯期间出庭作证的一名笔迹鉴定专家证实，从阿兹拉警局日志中取出的笔记，其笔迹属于阿都拉萨。
高庭判词重点
现已跃升联邦法官的拿督瓦兹尔是于2022年裁定，阿都拉萨、阿兹拉、西鲁需对阿旦杜亚之死负责，并裁定政府须承担转承责任。
在其详细的书面判词中，瓦兹尔指出，尽管阿都拉萨选择不出庭作证并否认责任，法庭仍裁定其需对死者的非法杀害负责。
他表示，法庭认定阿都拉萨需就案件答辩，因其曾寻求阿兹拉及西鲁的协助，以处理阿旦杜亚。
此外，阿都拉萨曾承认阿兹拉告知他，警方可以“把那名女人解决掉”，而阿都拉萨则以“我们不应去想这些事”作为回应。
“尽管如此，当死者于2006年10月19日晚上出现在其住所外时，他仍继续向阿兹拉寻求协助，以对付死者。”
阿旦杜亚是于2006年10月19日晚上10时至20日凌晨1时之间遭枪杀，其遗体随后在雪州本查阿南一处森林山丘遭高性能炸药炸毁。
法官认为，整体证据显示阿都拉萨需为案件负责，甚至就连其私人调查员亦曾建议阿都拉萨，报警与安排将阿旦杜亚驱逐出境。
“第一被告（阿兹拉）并不认识死者，亦无合理杀人动机，第三被告（阿都拉萨）是唯一的关联人物，其目的是阻止骚扰。”
法官强调，原告已在衡量概率下成功证明，阿都拉萨在此案扮演了可归责的角色，若非阿都拉萨的原因，阿兹拉与西鲁不会将死者带离其住所，最终也不会将其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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