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城16日讯）同心党（BERSAMA）领袖拉菲兹以槟城土地日益有限、州政府收入来源受限为例，质疑马来西亚沿用近70年的联邦与州政府收入分配制度，是否仍符合当前经济及财政环境，并警告槟城可能只是最早面对这项结构性困境的州属，马六甲及其他州未来也可能面对同样问题。
他直言，面对州政府财政困境，若只以“联邦政府拿走我们的钱”等民粹论述回应，甚至将问题转化为政治口号，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这就是沙努西的方式。
拉菲兹认为，马来西亚需要的是能处理长期结构性问题的政治，而非继续以1970及1980年代的政治思维应对今天的挑战。政治人物更应从未来20年、30年甚至40年的角度规划国家，而不是把目光局限于下一场选举。
他以槟城为例指出，无论未来是民主行动党（DAP）、公正党（PKR）、伊斯兰党（PAS）或巫统领袖出任槟州首长，都无法回避同一道现实问题，即土地日益有限，而州政府可掌握的收入来源也受到现有制度限制。
“槟城已经没有土地了，当槟城没有土地后，对槟州政府意味著什么？收入呢？”
拉菲兹指出，槟城是马来西亚重要的经济及出口中心，半导体产业更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槟州政府本身的财政收入在全国各州中相对偏低，收入结构也与土地资源密切相关。
他表示，根据1957年宪法所确立的制度，州政府主要掌握与土地相关的收入，其他大部分税收则归联邦政府。这意味著，随著槟城可供发展的土地逐渐减少，州政府依靠土地溢价取得收入的模式也将面对长期压力。
“土地溢价没有了，另一个收入来源就是门牌税。但如果提高门牌税，政府就会输掉选举。”
他指出，即使州政府能从门牌税取得收入，相关税收仍主要建立在现有工业土地及产业基础上，因此当土地资源进一步减少，州政府扩大收入的空间也会受到限制。
1957年分配模式是否仍合时宜？
拉菲兹认为，这项问题的核心并非哪一名政治人物治理不力，而是有必要重新检视联邦与州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否仍能应付近70年后的国家发展需要。
“1957年所决定的联邦与州之间收入分配模式，今天还适合吗？”
他警告，槟城可能只是较早浮现问题的州属，接下来马六甲及其他州也可能陆续面对类似财政困境。
“因为接下来不只是槟城，之后可能是马六甲，还有很多其他州属。”
拉菲兹表示，一旦州政府的治理责任持续增加，收入来源却无法同步扩大，各州最终势必追问：“我们获得授权来管理州政府，但我们没有足够的收入。”
不过，他认为，若将问题简化为“联邦政府太坏了，他们拿走我们的钱，却不还给我们”，甚至进一步以“我要把槟城拿回来，因为槟城是我的”作为政治诉求，只是以民粹方式处理复杂的制度问题，无助于化解州政府面对的长期财政困境。
促跳脱选举思维正视制度改革
拉菲兹指出，马来西亚现有不少制度是在建国初期制定，当时或许符合国家发展需要，但经过近70年后，国内政治、人口、经济及财政环境早已出现巨大变化，相关制度是否仍然合适，值得重新检讨。
“真正的问题是，现在很多制度都是我们的先贤在当时制定的，当时是适合的，但我们已经使用这套模式接近70年。”
他强调，既然政治与财政条件已经改变，政治人物就不应继续回避制度改革的讨论。
“政治变数已经改变，财政变数也已经改变，但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人物，却不愿意讨论这些事情。”
拉菲兹认为，未来的政治不应只围绕权力竞逐及下一场选举，而应把焦点放在国家与各州未来20年至40年的财政能力、治理模式及发展需求。
他强调，政治人物有必要跳脱短期选举思维，从下一代的利益出发，重新审视沿用多年的制度，寻找真正能处理长期结构性问题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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