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罗士打25日讯）吉打州政府推动禁赌政策后面对博彩业者司法挑战，吉打州务大臣拿督斯里莫哈末沙努西预料，下一步可能还要面对业者提出索偿，涉及金额甚至可能高达数亿令吉；惟他认为，一旦索偿正式进入司法程序，博彩业者也必须交代过去的实际收入及损失，届时正好让公众看清博彩业在吉打究竟有多大的利润。
他强调，州政府当初落实有关政策时，已采取谨慎、温和及有序的方式处理，惟博彩涉及庞大商业利益，最终仍无法避免业者透过司法途径提出挑战。
“所以，各位不要说我们处理得不谨慎。我们已经很谨慎，也采取温和及有序的方式处理，但因为博彩是一门生意，是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所以他们才会到法庭挑战我们。”
沙努西是在达鲁阿曼新闻组（UPDA）主办的说明会上指出，州政府面对的法律挑战可分为2个层面，首先是业者针对原有权益提出司法挑战，这部分他们已完成，其次则是博彩公司可能针对无法营业期间蒙受的损失，向州政府提出赔偿要求。
他说，民众此前筹集的5万令吉，是用于支付州政府面对相关诉讼的费用，至于博彩公司若提出索偿，具体金额目前仍无法确定。
沙努西表示，索偿金额最终必须建立在博彩公司过往收入及实际损失的基础上，因此业者过去向内陆税收局（LHDN）申报的收入，可能成为其中一项关键。
“我不知道他们过去在吉打营业期间，是否有向内陆税收局申报真正的收入。以前好像是使用绿色的J表格（Borang J），之后我就不知道了。”
是否须赔偿仍须法庭辩论
他指出，若博彩公司过去没有向内陆税收局申报实际收入，州政府要反驳相关索偿将相对容易；反之，若业者确实有申报收入，就须视申报数额及相关证据而定，双方可能还要就赔偿问题再次对簿公堂。
沙努西表示，另一项法律争议在于，州政府当初采取相关措施时，联邦法院是否已经作出裁决，以及在法院其后裁定州政府没有相关权力的情况下，州政府是否须为此前落实的政策承担赔偿责任，这些都必须在法庭上辩论。
他认为，一旦博彩公司正式提出索偿，就必须说明要求州政府赔偿的金额及计算基础，间接披露过去在吉打的收入情况。
“他们要申报索偿多少、要我们赔多少，就一定要说明他们原本赚多少。我们到时候就要看看，博彩公司在吉打究竟赚了多少钱？又有多少吉打人的钱流入这门博彩生意？到时候我们还要再打一场官司。”
球在财政部长脚下
另一方面，沙努西将博彩执照课题的矛头指向财政部，认为博彩执照之所以获得批准，其中一项原因是政府能从博彩活动取得收入。
他形容，现实中财富与权力往往存在密切关系，并质问政府在博彩执照课题上，究竟如何权衡收入与社会影响。
“为什么要发博彩执照？因为政府有收入，政府可以从博彩活动取得收益，所以财政部才批准，因为他们有缴钱。人民有没有因此受到伤害，政府不管，只要有收入就好。”
他强调，是否继续批准吉打州的博彩执照，如今“球就在财政部长脚下”，最终须由财政部作出决定。
沙努西更以强烈措辞表示，若财政部长继续批准吉打的博彩执照，吉打人民将予以斥责；若停止批准，则等同协助州政府打击这项被伊斯兰视为重大罪行的活动。
反驳“博彩只供非穆斯林”说法
沙努西也不同意博彩场所只供非穆斯林参与，因此不会影响穆斯林的说法。
他认为，只要博彩活动存在，就会如同“磁铁”般产生吸引力，其影响不会停留在特定族群，穆斯林同样可能受到吸引而参与其中。
为说明这一点，他忆述过去从事土地估价工作期间，工作范围从巴东沙乃（Padang Sanai）延伸至华玲（Baling）42英里，经常需要往返有关地区。
沙努西说，有一次途经波各先那（Pokok Sena）时，他在交通灯附近一个巴士站休息，期间目睹一对马来夫妻因所投注的博彩号码仅差1个号码中奖而懊恼不已。
他忆述，夫妻俩不断拍打额头，嘴里一再呼喊上苍的名字，惋惜自己与奖金擦身而过，这一幕让他既感到滑稽，也感到难过。
“我心里很想喊，你们难道不知道自己做的是被禁止的事情吗？靠赌博是不可能致富的。”
没有人卖就没有人买
沙努西指出，当时女子戴著头巾，夫妻俩都是马来穆斯林，而博彩号码则由一间华裔经营的商店出售；惟他当时并不知道有关商店是否持有合法执照，而这对夫妻因为差一点中奖而感到懊恼，但在他看来，没有中奖反而是一种幸运，避免他们可能因此进一步沉迷博彩。
“幸好上苍保佑你们没有中。如果真的中了，你们可能会陷得更深。”
沙努西强调，博彩可能衍生多种社会问题，而市场之所以有人参与，是因为同时存在供应博彩活动的一方。
“有人买，是因为有人卖。如果没有人卖，他就不会买。”
他借此重申，博彩场所的影响不会局限于特定族群，穆斯林同样可能参与其中，因此不能单纯以“博彩供非穆斯林参与”作为保留博彩活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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