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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种族主义及宗教极端主义气焰日益高涨时,跨越族群、宗教,对国人健康带来影响的烟霾也再度围城。

我国深受跨境烟霾祸害超过30年,从1980年代开始就陆续面对来自印尼的跨境烟霾危害,到了1990年代,每年几乎都会“来袭”,只是情况严重与否,严重时一些地区学校更须停课。

其中,1997-98年、2005-06年,以及2015年的烟霾灾害是较严重的时期,譬如在2005年,巴生港口地区空气污染指数一度超过500点,逼使当局宣布该地区进入紧急状况,停止一切非必要的活动,除了学校停课,也令港口及机场停止操作等。

印尼跨境的烟霾不只影响邻近国家,如我国、新加坡、汶莱的民众日常生活,危害他们的健康,也对这些国家,甚至整个区域经济发展造成数百亿令吉的损失。

在我国,烟霾除了对经济领域带来冲击外,也增加国人的医疗负担。如依据本地的一些研究显示,在1997年烟霾导致的医疗费用高达950万令吉,而到了2013年,有关的费用增加到4.1亿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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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谬的是,国阵执政时期却一度以避免对旅游业造成不良影响,禁止媒体发表空气污染指数的数据,甚至连大学讲师也不准公开谈论烟霾课题,相比起之前希盟执政下的原产业部长及教育部,指责本地一所国际学校学生表演中,传达种植油棕导致树林遭大量砍伐讯息,有过之无不及。

尽管东盟10国,早在17年前的2002年6月10日签署了东盟跨境烟霾污染协议,以寻求方案解决问题,然而协议并没有一个机制去惩罚不守协议的成员国,这也使到在解决跨境烟霾的行动上,面对著阻力和障碍。

这些阻碍也包括了印尼国内的结构问题,如许多官员的腐败及执法不力、农民或种植公司在政商勾结下,以烧芭方式开垦耕地等。尤其油棕业与森林开发、烟霾问题之间的密切关系,更牵涉到许多跨国企业,包括来自本地一些官联公司及大企业。这也是欧盟反棕油行动的主要因素。因此,看待烟霾问题,必须解除“眼罩”,否则看不到真相。

林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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