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新冠疫情，各国的手法是大同小异的，个人层面是从对病患的治疗、隔离、追踪，到社区层面的封城、锁国，目标就在于避免病毒扩散，而能否有效的控制疫情，很大部份依赖于一国政府行政管理效率。
相对的，各国为应对疫情导致的经济萎缩，陆续推出了各种经济、货币等政策，以振兴或刺激经济，减缓市场衰退对社会带来重大冲击，能有多大效果，不只取决于一国政府的决策，也视乎其社会结构，甚至全球经济的变迁。
新冠疫情冲击及影响，相比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就如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所言：“历史不会重复，但它会押韵”，我们或许也可从最近一次的美国次贷危机中借鉴。
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各国纷纷推出量化宽松，即让市场有更多的金钱流动，制造利率偏低环境，甚至一些国家及地区近乎零利率政策下，导致金融体系“钱满为患”，进而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这不只加剧社会的不平等，让富者愈富，贫者愈穷，也为之后的社会动荡埋下伏笔。
因为，当市场钱多时，便宜的贷款和融资，将使“用钱赚钱”比“用劳动来赚钱”更容易更有效率，进而驱动这些资金进入金融市场、大宗商品、房地产等交易。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股市、房地产大涨，就是量化宽松下的恶果。
其结果是，许多中下阶层不仅没有从中受惠，反而须承担量化宽松下导致的通货膨胀恶果，最终这股情绪转化到政治层面，就是全球民粹主义兴起，以及反全球化的抬头，如美国选出了一个推崇白人主义至上的特朗普总统、英国公投“脱欧”等现象。
相比之下，这一次疫情冲击下，各国推出的刺激或振兴经济配套，规模绝不比2009年之时小，一些国家振兴经济配套，规模相比10年前更大，譬如我国2009年时推出的振兴配套只有670亿令吉，而十年后的振兴配套却高达2600亿令吉。
同时，全球整体的负债水平增长也远超经济增长速度，尤其在经济低迷的，需求萎缩下，这庞大的债务，加上失业浪潮，以及各国类似量化宽松的措施，又会否加据社会阶层的分化及冲突，甚至演变成另一场危机？
疫情之后，如何应对经济的冲击，尤其各国如何刺激和恢复经济发展，将会带来一个长期且深远的影响，也会致使社会结构出现重大改变，应是疫情后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