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众意媒体”出版社编辑、《街报》创办人，杨洁一直在寻找可利用的媒介，实验各种类型的传播方式。去年6月，她与曾经一起在出版社打拼的伙伴成立“之间文化实验室”，以推广多元想像及另类生活的概念为目标，目前以有机布卫生棉手作坊为主要活动。一向关注性别议题的她坦言，那不外也是媒介的一种，最终还是回到女性身体自主权和性别平等的推动上。
之间文化实验室（In Between Cultura）由杨洁、张溦紟和邓婉晴共同创办，3人曾在“众意媒体”共事，并在年前相继离职。工作室初成立时，3个女生其实并没有具体的计划。碰巧那段时候，台湾的布卫生棉推广讲师林仪芬到马，借住杨洁家，言谈间决定办一场手作体验课，促成了“之间文化实验室”的第一场活动。
曾活跃于传媒界，而今看似全身投入布卫生棉的制作与推广，还以为这间中发生了变故，导致人生志向有所转变，杨洁解释：“布卫生棉只是一个媒介，手作坊进行时，参与者会不知不觉地对社会文化、身体、性和性别平等课题有所讨论及思考。相反，若我们办一场座谈会谈性别议题，参与人数可想而知是寥寥可数。”
媒介有很多种，除报章、书籍、讲座会、读书会，布卫生棉手作坊也是一种，杨洁仍是乐于不断地实验可实践的媒体。“方式或许稍微不同，但核心不变，仍然是知识的传播和讨论，对社会、对弱势、对性别的关注和关怀仍是主旨。”
切身谈起，深入浅出
推广布卫生棉并非只是打著环保的口号，希望女人们改变生活方式，这当中包含了更大的理念。“谈性别议题、谈女性身体自主权，听起来或许太抽象。但以卫生棉为媒介，我们希望女人是主动的使用者，而不是被动的消费者。”即抛式卫生棉需要超过400年来分解，而一个女人有2/3的人生得和月经共处，全世界又有一半的人口是女人，若抛开这些数据，单纯只说女人和月经的关系、女人对月经的感受，事情是不是就纯粹多了？
杨洁说：“大部分女人认为月经是很脏、很烦、很累人的事，那是她初经时体会到的情境，但如果母亲或身边人在一开始时就以正面的态度陪著她迎接，让她开心地接受，或许事情会完全不一样。”
上一代家长通常是在女儿初经来潮时才告知卫生棉的使用方式，有的母亲还会告诫女儿这是私密的事，无需让父亲兄弟或是其他男生知晓。但有别以往，现代父母有了不同的想法，“他们会事先教育女儿，有的母亲参与手作坊，是希望亲手为女儿制作布卫生棉，作为庆祝初经的礼物。”
除了手作坊，杨洁和伙伴也到市集摆摊做推广，同时以大专院校的学生为对象，“这其实也是在实施性教育，过程中意外发现许多女生不知道尿道和阴道的分别。”接下来，她们也将进驻小学，把相关知识传达给年纪更小的孩子，杨洁强调：“是男女生一起听，借此教导他们尊重异性和不同性取向的人，这么一来，或许能减少校园霸凌。”
文化政治构成社会精神
2013年第13届大选结束后不久，《街报》（Street Voice）诞生，期许培养自主公民，期待人们能成为社会的主体。杨洁忆述：“大选结束后，整个社会沉浸在一种低迷的气氛里，被无力感笼罩，但为什么大家会那么灰心？
为什么没有东西可以支撑著我们？或许是因为我们把希望孤注一掷在同一个地方。”她认为，在选举政治、政党政治、种族政治各种围绕我们的政治中，最重要的实则是文化政治，也就是日常生活的政治。
文化政治是无形但持久的，是人们用以安身立命的基础，“这个很重要，但没什么人在讨论。”《街报》其实也是一种实验。它非主流，一开始是以夹在《火箭报》的形式出刊，并且无以分类，社区营造、土地正义、贫穷年轻化、独立纪录片、移工等课题到文学、影像和音乐等艺术范畴，希望借此唤起民众积极参与日常生活政治。但说到底，“众意媒体”有政党背景，政治人物最关心的仍然是政党政治。出版社有设定好的工作目标，但那未必和杨洁及伙伴的愿景一致。
一年半前，杨洁裸辞，离开了出版社，《街报》也就此脱离《火箭报》，虽不影响大方向和主要计划，但运作上确实变弱。这一点不得不归咎本地大环境对非主流媒体始终不友善。
现时的杨洁把自己称作“全职的兼职者”。“我和溦紟都有在学院兼课、做一些文字编辑的工作，她也做翻译，同时进行著布卫生棉推广，偶尔负责读书会的导读。”她笑说：“我之前还在咖啡馆打过工。”
努力不会白搭：每一步都算数！
之间文化实验室以集体协作的概念经营，共同创办人邓婉晴目前在香港深造。杨洁点出大部分人在职场上面对的问题：“一直在输出，却没有输入（input），工作久了，会出现一种倦怠感，压抑到最后就爆炸，接著便是离职。”或许稍作休息再出发，但始终没有逃出这个循环，追根究底，是因为组织里没有相互支援的机制。
“我们对合作和组织的想像是有机的，当其中一个成员想去做他感兴趣的事时，组织就由其他的成员先撑著。每个人都有机会走开一下。”所谓有机式组织（Organic Organization）指的是避免固定划分组织内的职责，以免失去弹性。
建构自己想像中的社会，过程中难免有许多焦虑，但这些焦虑并不是因为担心所做的事没结果。朋友会问：“你做的东西有用吗？”她说：“如果来上课的人有20个，只要有2个人的眼睛因此而发光，那就值得了。”有一份正职、领一份薪水，相对地就有一定份量的委托必须达成。跳脱开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杨洁说，代价就是钱不够用，面对这事，她说：“要沉得住气，不只是经济上，还有生活中那些消耗你的事，像是塞车，或是邮寄别人订购的布卫生棉时，必须在邮局里轮候一小时。”
但不管怎样，杨洁认为，若那个当下没有奋力去做，将来脑海中一定会不断浮现这件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遗憾。再回到“你做的东西有用吗？”这样的质疑，她帅气地回以一句乐坛大哥李宗盛广告里的台词：“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生育是天赋不是天命
“我是女性主义者。但那不表示我是女同性恋，或是我讨厌男人。”台湾世新大学口语传播系毕业，主修通识；研究所念的是社会学，杨洁曾经期许自己成为女性主义社会学的传播人。在加影新纪元学院就学期间，该院媒体研究系讲师，也是本地时事评论员的傅向虹开启了她对性别的想像，接著负笈台湾，接触到城市、阶级和族群等课题，开拓了多元文化的视角。提起关于性别议题的启蒙，杨洁说：“我现在回到新院执教相关的科目，有一种传承知识的感觉。”
年少时期两名好友相继向她出柜，也让她受到不小的冲击，“他们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我竟然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身份认同上经历了很大的挣扎与痛苦，甚至还不时探问他们是否交了女友。”被告知性取向的当下，杨洁懊悔自己对多元性别的敏感度是如此地低。好友无法在她面前自在地做自己，让她相当难过。“那促使我更加关注LGBT（多元性别群体）的议题，同志大游行等活动我都参与。台湾在这方面是相对友善的，有相当多组织在倡议和宣导。”
追求平等与自主
杨洁不讳言，所谓女性主义其实也分多个流派，不同派系的人可能会就完全相反的看法辩论。“就我而言，我希望找出‘为什么人们会因为性别而遭到压迫’的原因，并且争取让每个人都获得平等的对待。”她以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部长月漏论为例，感叹大马的环境极不友善，口出恶言的男性沙文主义者对平等和对性别的想像仍然落后。
也曾是渴望交个男友，进而结婚生子的女人，念研究所时的研究议题也与生育相关，但杨洁越是深入了解，越是发现那其实并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我发现自己不怎么想要生小孩，这世上也不是每个女人都擅长照顾小孩的吧？”她相信不会只有自己一个人有过这样的想法，这世上应该还有相同的声音。生育是女人被赋予的生理条件，却不是所谓的天命，而是一种权利。让女人自行选择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才是真正的尊重和平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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