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岁末寒冬，应友人之邀到台北走一趟。一日清早，年轻学人陈琮渊博士陪我与内人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参观。午饭之后，到胡适纪念馆参拜。我于上世纪70年代末到台湾时，曾到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找一些资料，见到李亦园教授。30年之后，中央研究院已扩展多个研究所，但听闻李亦园教授身体已老迈体弱，毕竟这位著名人类学家已80多岁。
胡适纪念馆及故居就在中研院近处，走10分钟即到。适逢有数十名中学生来参观，讲解员为彼等详细讲解，我们也就一起听讲。故居乃是一座平房，寝室、书房、接待室仍保持原貌，后园绿草如茵，这是胡适50年代末从美国返回台湾的居所。一代学人也就在这故居走完他人生最后一段路程。随后我们到胡适墓园，墓园在一座小山坡上，胡适与江东秀夫人同葬此陵园。墓园没有太多的装饰。站在墓前，前面马路车辆并不喧嚣。反而觉得有点冷清。
胡适作古于1962年，迄今已半个世纪。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就在北京从事教学与研究。1948年杪，中共“百万雄师过大江”，他随蒋介石离开大陆。后来到美国住了几年，日子过得并不很愉快。当年在中国大陆的辉煌岁月，已如一场春梦。
随后回到台湾，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算是得到礼遇。这是他作为一个学者最适当的职位，过著较称意的日子，但这也不过几年的时光，他就猝然在任上逝世。死后哀荣备至，中央研究院为他建立了纪念馆及胡适墓园，可说是死得其所。胡适静静躺在这墓园已逾半个世纪。半个世纪来中国大陆已有著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晚年所寄居的台湾，政治上也从威权时代进入民主政治的时代。对原是名满天下的胡适之先生，身后日渐寂寞，不禁怅然。但人一世，物一世，生时如何了得，死后也得归于岑寂，也就释然了。
胡、俞与“新红学”
胡适青年时代即暴得大名，他在北京大学任教，参与由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杂志的编辑，主张文字改革，提倡白话文，整理国故。他与陈独秀等人倡导的新文学运动影响深远。新文学运动开始于1917年，经胡适、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刘半农、周作人等文学先驱者的努力，“活的文学”与“人的文学”成了新文学运动的价值取向。随之勃发的文学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思潮，都是在这一历史起点上展示各自的文学精神。鲁迅的小说创作更展示了它的业绩。
毫无疑问，这一时期的胡适扮演的启蒙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角色。中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也由此揭开了序幕。但胡适另一方面又忙于各种社会活动，耗时耗力。抗战开始，便无法专心从事学术研究，以致他的哲学史与文学史只各写了半部，无法续写完成。到台湾以后，渐行渐老，更无法进行艰苦的学术著述。他晚年到了台湾，使他免于反右斗争及文化大革命的肉体伤害，但中国大陆对他的学术批判还是免不了。
1954年，中国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这起火点终于烧到胡适身上。胡适这时已远在重洋之外，即使批斗的是他自己，但这是一场缺席的批判，并没有直接伤害到他。这场批判，大陆上豪杰尽出，争先恐后向他射箭，这其中有他的早年朋友和学生，他的名字已经成为稻草人，最终并没有伤害到他的肉身，浪费的只是众人的时间和精力。
1954年10月，郭沫若透过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扩大为胡适思想批判。以往胡郭两人关系并不佳，胡适认为郭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功力也不好。中共建立新政权后，郭沫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这是中国大陆学术领导最高负责人。郭沫若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影响深远，因此通过批判运动，彻底清除胡适的思想影响。但也因这场运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有机会重读胡适的著作和批判他的“黑资料”，对胡适的思想进一步了解。所以文革结束之后，学术界逐渐开放，研究胡适著作的也多起来，现在有关著作更是多不胜数。这是郭沫若生前所没有预料到的，因为郭沫若已在1978年就去世了，胡适则更早于1962年去世。
胡适于1917年7月由美国回国后，随即受聘到北京大学任教。这正是各种思想花朵盛开，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他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事。陈、李在1921年后创立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一度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从此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并在1949年之后在中国建立了新政权。但胡适似乎不为共产主义思想所动，一直坚信自由主义。
尽管胡适不赞成共产主义，但他与共产党也没有深仇大恨。终其一生，虽有写过批评共产主义思想的文章，但他自己说，反对国民党的文章则是写过多篇。
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在其《胡适杂忆》一书中，对胡适的批评不乏中肯之见。胡适对群众运动所具有的偏狭见解，不可理喻。1915年当日本向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引起中国学生抗日情绪高涨的时候，青年胡适用英文发表了一篇《致留美学界公函》。唐德刚对胡适这封“冷静到无火气”的公开信深表不满。提出诘难：“一个国家如果在像‘二十一条要求’那种可耻紧急情况下，她的青年学生还能‘安心读书’，无动于衷，那个国家还有希望吗？”胡适这种态度是一贯的，直到晚年始终未变。
贯彻自由主义胡适一生贯彻了他的自由主义的立场和信念，深受他的恩师杜威思想的影响。晚年在台湾，他或许还想有所作为。雷震、殷海光等人办《自由中国》杂志，胡适是发行人，或许他仍打算以言论影响中国的现实政治，但那时的中华民国已偏处于孤岛上，蒋的统治权捉得更紧。《自由中国》的社论多由殷海光撰写，殷海光要批评、要抗议，最终是惹出了祸，《自由中国》被封，雷震关进了铁窗。
当局宣布雷震“煽动叛乱罪”，判决有期徒刑10年。胡适表示《自由中国》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停刊，不失为“光荣的下场”，并说雷震办《自由中国》已成为自由的象征。雷震在狱中度过了65岁生日的时候，胡适抄录了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题赠老友：“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可见胡适不是冷血的人。胡适一生在政治上并无若何成就，他一度想与一群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友人组织政党，但最后总是退却。雷案发生之后，对胡适带来一定的打击，胡适遭舆论抨击，在内疚、不安中度过一年的时光，这段不堪回首的悲壮往事，成了胡适晚年痛苦的情结。1962年2月24日，他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欢迎新院士酒会结束后，心脏病发倒地去世，就此解除了他一生的困惑与晚年的心结。
胡适终究是“学者”，不是“革命家”。尽管他关心政治，那不过是“政治学”的政治，对实践政治缺乏实际行动。《自由中国》一案牵连甚广，不少同道因此被捕下狱。殷海光也被台湾大学解除教职，这位一生具有自由主义思乡情怀的知识分子，虽遭横逆，但没有因此消极，仍然不懈地思索、著作，最终因癌症在1969年9月16日夺走了他的生命，撒手长逝了，死时只有50岁。
殷海光已逝世40多年，台湾政府最近重修他的故居，准备开放给后人参观，以纪念这位已故的政论家。《自由中国》所涉及的雷震案件，多年之后已经平反。雷震、殷海光皆已作古，而胡适这位与《自由中国》有著一定关系终生信奉自由主义的一代学人，也已作古逾半个世纪。台湾解严后，民主政治的施行，是一大成就。但多年来的社会乱象，不免使人思考民主政治的许多不足之处。
要看最快最熱資訊，請來Follow我們 《東方日報》WhatsApp Channel.
5952.jpeg/da77a50f21d9d2bf9b472a5f386595eb.jp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