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东南亚早期历史者，常用“印度化”或“兴都化”来形容这些早期国家与地区。就印度化与兴都化言，从历史时序或影响力看，应是印度化这用语较贴切，含义也较广。因为，兴都（Hindu）使人联想到婆罗门教（Brahmanism）而已，而印度化则可包含佛教及其他。
东南亚的印度化，与其地理位置有关，特别是马来半岛。自古以来，便是东西方贸易的必经之路。实则，早在2000多年前，便已有印度与中国商人途经或逗留此地，如中国的《汉书》便有提及“都元”国（可能是龙运，Dungun），而在公元414年时，中国僧人法显便曾路经吉打，在7世纪，另一僧人义净也曾路经吉打（当时称为羯荼、羯陀或吉陀等）。
由于中国人有较浓的历史意识，故在文献上，有关东南亚早期的文字记录，多来自中国古籍。印度人则因历史意识淡，较少有史实的记录，而多是在文学作品中略有提及。尽管如此，从实物资料来看，印度化是有实物为证的，如印尼中爪哇的婆罗浮屠，柬埔寨的吴哥佛教遗迹，或吉打的布秧谷（Lembah Bujang）遗址等。
按理说，这些历史事实与遗址，均应受到应有的尊重与珍惜；只是，在大马，印度化仅得到轻描淡写的处理。之所以，应与政治考量，及伊斯兰的特殊历史观有关。在伊斯兰，存在著一种把改信伊斯兰前的历史时期，视为蒙昧（Jahiliah）的特殊观点。在大马，自1970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崛起以来，伊斯兰文明的部分日趋提高；相对的，非伊斯兰的部分就被有意无意地忽略。
王室起源溯及印度
实则，自1980年代以来，连马来文化本身，也有不少成分应被视为不够纯，或有违教义，而被逐步清理掉。在这种条件下，非马来人，非伊斯兰成分被淡化，自是意料中是。只是，实事求是地看，马来文化中依然存在著不少印度化的成分，相较而言，中华文化的成分反而较少。
所谓印度化，是个程度与层面的事宜，它不必然意味著全盘、彻底的印度化，也不必然意味著所有阶层的印度化。大体上言，早期印度化多集中于一些港口国家（Port-State），如狠牙修（可能是北大年（Patani）的前身）、吉打等，且对象多为王室贵族与商人阶层。港市外的地区，及一般普罗大众，印度化程度应有限，如印度的种姓制度（Caste），便未在东南亚生根壮大。
而上阶层接受印度化，自也有其现实利益的考虑，如导入神君（Devaraja）的理念，也就是把君主加以神化，或视为某些神灵的化身，以提升其威信与正当性。与此同时，君主具有某些神秘的神力（Shakti）的护持的观念，也被用来威慑普罗大众，或有意谋反的权贵人物。这种统治手法，与古代中国的天子奉天承命统治天下的理念，有异典同工之处。在14世纪后，在马来世界，这种Shakti观，则被伊斯兰的Daulat观所取代，惟功能并没两样。
时至今天，大马王室的许多仪式，依然延续了这个印度传统，包括王室的用语，如用驾崩（mangkat）取代mati，或用siram取代mandi或用patih取代saya等，以突出君尊民卑的两极对照。实则，即便在伊斯兰化后，王权体制（Kerajaan）（即王国∕政府）的官制，基本上依然是印度式官制，如4.8.16.32的官阶安排。更有趣的是，连王室的起源，也溯及印度！
在语文方面，古代马来语，也曾用过梵文来书写，迄今马来语中，还保留了许多梵文用语，甚至Agama（宗教）便是梵文，其他如Bumi（大地）、Putera（王子）、Menteri（大臣）、Saya（我）、Suami（丈夫）等。此外，不少马来民间传说或是皮影戏的主题，也多与印度史诗或神话有关。从思维的角度看，善于抽象思维的印度哲学、宗教，也应有助于提升马来文化中的思想高度。
问题不在多元多样
当然，也应看到，尽管印度化颇广泛，如马来人的婚礼便颇具印度色彩，可马来文化传统依然能与印度文化、宗教相容，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如马来人的精灵信仰（Animism）便一贯地传承下来，农民对稻灵（Semangat Padi）的祭拜，也一如旧往；反而是，自1970年代以来伊斯兰化后，被重新伊斯兰化的再生穆斯林（bornagain muslim），反而对这些自有传统敬而远之，有者甚至要除之而后快；这也确够反讽（Ironic）。
其实，从族际交流与融合的角度看，突出印度化本有强化族际交往的积极作用，可我国的许多执政精英与知识分子，不但不善用这个历史遗业来促进族际交融，反而淡化之，确是令人费解，甚至失望。这也突显出，大马的精英集团中，有不少人是单元主义者，他们忘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便是和而不同（Agree to Disagree），也忘了多元是生命与人生的调味剂（Variety is the spice of life）。也就是，问题不在于多元多样，而在于如何看待，处理多元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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