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全球化加速进展的时代，国与国之间的互相竞争、依存与互补日益加深；因此，对有来往，特别是来往频密的国家有深入研究，已成为一种必要。
就东南亚国家言，对中国与印度有深入研究，也是知己知彼，以便发挥互补性作用，更是国富民强的必要途径。就此点言，新加坡就很有远见，不仅有东南亚研究所，也有阵容强大的东亚研究所，对东南亚及东亚各国的国内外动态均有所掌握，知道如何策略性地应对，以实现最大的国家利益。
就大马来说，中国已成了大马的最大贸易伙伴，印度也正在加速崛起，如何趋利避害已是迫切的课题；可惜，大马虽处东西交通要道，在这方面的研究，竟然远逊于新加坡与越南，只能说缺乏远见。主因之一，恐怕是过于马来与伊斯兰中心，以致忘了中印崛起对大马所起的关键作用。疏于研究，自也无法拟出适时的对策。
实则，大马和泰国等在1997-98发生金融货币危机，远因之一便是忽略了中国经济崛起，对马泰出口所起的作用。同理，进入21世纪后，大马会被全球化所边缘化，也是疏于研究，不懂得事先拟策趋利避害，而只懂得关起门来自爽。近年来，甚至日趋消极保守与内向，可说是与全球化的进程背道而驰。
就中国研究而言，根据马大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饶兆斌的说法，大马的中国研究有三个面向，一为文明取向的研究；二为海外华人，特别是本土华人的研究；三为对当代中国的国情研究，而在这三个面向中，对当代中国国情的研究最为薄弱。
所谓文明取向的研究，早在1960年代便已开始，它基本上是种偏向中国历史与文化，特别是经典的研究。这类研究大体上是无关当代政治的，说得极端些，就是去政治化（Depoliticized）的研究。之所以，也与1960年代的国内外政治气候有关，如与共产党的对抗。其实，从知己知彼的角度看，这时期也应更要研究当时的中国国情才对。
尽管如此，文明取向的研究自也有其内在的价值。中华文明确也有不少值得吾人学习之处。
有关海外华人，特别是本土华人的研究，自也是理所当然的选择。华人占了本国人口的约24%，早期百分比更高，故对本土华人的方方面面有所研究，当然是必要的。实则，早在1948年英殖民官巴素Victor Purcell便写了本被视为经典之作的《马来亚华人》（Chinese in Malaya），此书也有中文与马来文译本。
近年来，国内华人与中国，也对华人研究颇关注，如华研便是华人研究的重镇，也出了不少有关华人研究的著作。一国研究学问的实力，通常与它的综合实力相关，如中美国的社会科学院，便有50个研究中心，好几千人的研究员，其他尚有不少对华人研究有专注的机构。
说到有关当代中国国情的研究，就令人汗颜，尽管马大设有中国研究所，也仅有几个研究员，且多是华人。或许，也因为这个族裔因素，政府缺乏充实这个研究所的远见。实则，大马的中国国情研究，比较偏向文明对话或友谊、商业来往，与外交层面，而缺乏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式的策略性研究。反观，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就很注重中国的现状，及其对美国的可能影响。这类功利性与现实主义的研究也是日本，新加坡的研究重点，可大马却没体会到其重要性与迫切性。
新加坡能从区域化与全球化中受益，大马却被边缘化，缺乏这方面的策略性研究，无疑也是主因之一。或许，这也是过度马来与伊斯兰中心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有道是眼界决定视界，思路决定出路，视野不够宽阔，就等于自我设限，限制了本身可能达到的最佳状态。高成本的新加坡能在全球化中，把危机化为转机，大马则否，自也与其眼界与思路过于狭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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