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民族？在中国，最流行的定义是：具有共同的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表现于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们共同体。这是史大林在191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里下的经典定义，通称为民族4要素论。
有趣的是，这是个非种族、非生物、非血统的定义。我国联邦宪法对马来人所下的定义，也是非生物、非血统的，而是语言、宗教与习俗3要素论。既然是非生物的，应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与可变的，可在现实中，又不尽然如此。这既有政治的资源分配的考虑，也主观的因素，如自认本身为某一类人，及他人的认可。也因为涉及他者，民族常要求他者，如中央政权或支配群体，认可他们的民族个性，是所谓的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这是何以认同政治，常与承认的政治纠缠在一起的主因，也显示出自居与他认是互力条件，相互强化的。
民族的多重含义
在当代中国，民族具有双重含义，一为在历史上形成的人们共同体，也有人称其为历史民族（如章太炎便把汉族视为复杂的历史民族，以区别于单纯的自然民族）；另一层含义，则指包括所有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用当代的术语说就是国家民族（国族），如印尼人说BangsaIndonesia时，指的是国家整体层面的印尼国族，而组成这国家民族的人们共同体，则称为人，如（OrangJava）爪哇人，或部族（SukuBangsa）。这个分类是颇清楚的。同理，当马哈迪担任首相期间，提出BangsaMalaysia时，它指的也应是超越个别民族的国家民族。当然，如同英语的Nation一样，马来语的Bangsa也是个多义词，既可指民族，也可指种族。因此，其具体内容，就得从上下文来判断。
根据中国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家赫时远的研究，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个喜欢用族字的民族，只是，这个族多指宗族，如国族指的是诸侯国的宗族。同理，中国古文中虽少用民族此语，可却非绝无此用语，且有时也用来指五方之民（蛮、夷、狄、戎、中华夏）。也就是，是华夷之别的一个分类概念。显示自古以来，人类，包括古代希腊人，便已有人以类聚或人以群分的倾向。据此而论，民族这用语，未必是从日本进口，反而有可能是出口到日本后再进口的用语。
中华民族是汉族？
至于汉族与中华民族这用语，有人研究，一向以来中国人是自称汉人，而不自称汉族，而首用汉族这用语的，是梁启超，他在1903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提到：对于苗、图伯、蒙古、匈奴、满清诸种，吾辈庞然汉族也。这里显示出，当时的梁启超也是颇具华夷之别的分别心的。在同一文中，他还用到中国民族这用语。在1905年，他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又把汉族称为中华民族，如“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这大概是有文献可考的中华民族、汉族用语的首现。惟观其内容，仅是指汉人，而不包括其他兄弟姐妹民族。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用来指称全体中国人民，是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中华民国后，方随著时势的发展，拓展起来的。阅读20世纪初期，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文章，可发现到，当时的知识精英充满著救亡图存，保国保种的民族意识，更对列强瓜分中国有强烈的恨铁不成钢的义愤。在这种适者生存的环境下，自然也会生出联合各民族，强调中华民族各族是一个整体的自强抗外思想感情。
进而言之，当时的知识分子谈民主、科学、中体西用，“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梁启超语），中华联邦、联省自治、君主立宪等等，都不是出于对真善美的追求，而是从实用主义的富国强民的自强保种的心态出发，这种功利主义心态，依然见之于当代不少富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中。
在中国尚未实现自觉满意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之前，这种功利心态，恐怕会是中国实现民主化的主要心理障碍。与其说这是大中华意识，不如说这是求强心切，是民族主义压倒民主的深层因素。这种心态，也见之于当前的俄罗斯，如对普京的威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支持。同理，当前许多印度人（特别是海外印度人）对现任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Modi）寄以厚望，也多少与恨铁不成钢的富强心态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