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吉隆坡刘蝶广场冲突事件为大马种族问题再次拉响警钟，那么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严加反驳伊党选举主任对“新希望”团队是行动党代理人的指控，也让人看到大马种族问题潜在的杀伤力。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种族问题之所以在大马不断挑起，确也因为其由来已久根深蒂固。
大马种族问题源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确切说，源自当年英国殖民者的“分而治之”政策——不过，分而治之不完全是殖民者刻意制造，一定程度上也因为当时社会发展状况而自然逐渐成型。
“分而治之”政策客观上让马来人、华人、印度人生活在各自的领域，即马来人在乡村，从事农业或渔业，小部分被纳入殖民政府部门，主要是充当职员；华人主要集中在市镇经商，或者在矿场附近；印度人则被集中在橡胶园或棕油园做工。显然，该政策不仅在地域及职业上区隔了各个族群，其后也在经济发展程度上造成族群差异。
然后在“抗日卫马”（1941-1945）或者说日治时期，大马种族问题开始升级为直接的种族摩擦与对抗。日本殖民者当年特别笼络马来人，给他们提供行政职。另外，当时坚持游击战抵抗侵略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其成员多数是华人，而日本殖民政府则动用主要由马来人组成的警察力量进行对抗，彼此造成许多伤亡，导致种族对立情绪高涨。
种族紧张问题
日本投降后，人民抗日军从森林中走出，在城镇进行“接收”工作，却由于政治意识不够成熟，及军纪的松懈，比日治时期更加激烈及随意进行“锄奸”行动。这种对付“附敌奸人”（不单是汉奸）和走狗的“打落水狗”行动，斗争对像多数是马来人。“锄奸”行动有政治正当性，但也存在扩大化，处置手段粗暴，甚至公报私仇等过激行为，结果进一步恶化华人和马来人的种族紧张关系问题。
虽然建国后大马政府倡导种族团结，但族基政党联合执政的政府架构，很大程度上，还是“分而治之”模式的延续。很明显，联盟政府（1955-1971，国阵政府前身）成员党就以代表各自族群利益相标榜，如巫统代表马来人，马华代表华人，国大党代表印度人。有论者指出，“513骚乱事件”其实是联盟“三头政治”内在矛盾引发的悲剧性结果。
事实上，当年社会形势也不容乐观，族群极化现象已经出现：一方面是非马来人在公民政治权利地位方面受到压制而不满现状，把政策看成太过偏袒马来人；另一方面，马来人拥有政治优势，控制政府权力，在诸多方面享有宪法保障的特殊权利，却在经济上远落后于非马来人，并且存在大量贫困人口，因此马来人反把政策看成太过纵容非马来人。必须承认，其时种族问题已经升级到临界点，骚乱事件表面看去是选举之后各方游行所引发，即便其中也隐含马来少壮政治精英的夺权议程，但归根结底是种族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
此后1970-1990年，大马实施“新经济政策”,目的在于消除贫穷和重组社会，具体实施则执行“土著（马来人）优先”，理由是贫困人口主要是马来人，而相对富裕人口主要是非马来人尤其是华人。因此，政府制订各种各样的奖掖、拨款、贷款、训练、教育和配额来提升马来人。比较而言，非马来人尤其是华人并未享有新经济政策的直接利益，相反，由于行政执行偏差，导致非马来人政经文教及社会等问题受到忽略，利益受到损害，却是不可回避的事实。
1990年代取而代之的“国家发展政策”，延续新经济政策精神，核心仍然是“继续让土著和马来人享有优先权”。2001年启动的“国家愿景政策”,目标在于继续缩减地域之间、族群之间及内部发展不均衡问题。不可否认，国家发展政策与国家愿景政策的基本前提与新经济政策如出一辙。
平心而论，这些经济政策有其历史合理性在里边，其初衷确是为了公平和正义，在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社会矛盾和缩小了族群差距。如今，马来人已经借助政治权力，在政府、公共行政、军警方面占据绝对优势，在经济方面，也依托政联公司或公共机构如公积金局、国民投资公司、国库控股掌控主动。
加剧社会不公
而另一方面，因为政治、经济发言权有限，非马来人基本权益的被压制似乎也成为常态，不时耳闻的“二等公民”之说并非戏谑，不是没有社会依据。应该看到，伴随社会与时代变迁，在民主自由平等的世界发展潮流中，大马的制度性偏差已经逐渐成为种族问题激化的根源所在。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制度方面尤其执行的偏差，有形无形中已在制造与加剧社会不公，在限制非马来人正当权益的同时，其实也制约到国家的整体进步与发展。
吊诡的是，即便政策方面对于非马来人很少特别支持，但非马来人反而更发展出自立自强的品性与互帮互助的风尚，在政经文教各个领域并非一塌糊涂全无章法，而是充满活力生机勃勃，尤其在经济领域依然能够保持活跃，生活品质相对马来人仍然可以有所保障。顺便说一句，这也与各族人口比例变化深刻相关。
时至今日，大马不同族群之间已经形成刻板印象，如马来人视华人为肮脏、爱欺骗、热衷赚钱；华人则认为马来人懒惰、爱花钱、浪费和好寻乐；而马来人和华人都对印度人有很多负面印象，以致印裔往往遭受两族人的轻视。如果这些尚属于肤浅的表面问题，那么更严重的，则是华人与马来人在思维上还存在很大落差，比如华人认为政府没有公平对待各族，马来人则认为已经过度容忍，而华人已得到太多。
当然，说大马全民有如上观念是不公平的，毕竟大多数人没有那么切身刻骨的体验，宏观政策对于民众之间的友好关系也不具立竿见影的威胁，因此，种族之间的不解、误解与猜忌完全可以借助沟通理解宽容来得到解决，权益上的矛盾、对立与冲突也可以在平等互助基础上逐步缓解直到彻底解决。
但大马种族问题常常与宗教搅合一起，增加问题的复杂性。尤其可怕的是社会上有极端分子，政府里有极端政客，如果别有用心而加以恶意挑拨离间，足可以哄骗多数良善却不知内情的民众——这是必须承认的社会现实，脆弱的种族关系瞬间即可崩溃，所有社会进步和谐发展也都会随之毁于一旦。
种族问题不是大马所独有。不过，意识到种族问题的严重性，正视种族问题的危害性，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在这个意义上，把一些伤疤揭开，把一些事实说破，并不是坏事。坦白说，从大马种族问题的历史根源与现实发展来看，掌权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始作俑者，无论是英国殖民政府、日本殖民政府，还是联盟及国阵政府，都背负不可推卸的过失。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历史已成过去，如今天的当政者须拿出诚意与勇气，担当起解决种族问题的责任，为大马国家与社会的长远发展与福祉做出努力。
增加信任与宽容
当务之急，是借鉴其他国家有效方法，在禁绝种族言行方面有法可据且执法必严，不让别有企图分子煽风点火得逞；其次，则需要在制度上加以探讨，重新设计，让社会向一个平等、自由、公正、互助、宽容的方向发展；再有，就是在民众中的启蒙，这其实也是更为基础更为艰苦的工作，必须群策群力，执政党固然责无旁贷，在野党以及民间组织也不可袖手。所谓启蒙，就是在各族群民众中消除种族误解与偏见，增加信任与宽容，明白彼此都是这个国家公民的一份子，都应该以马来西亚人自居，而不是以马来人、华人、印度人或者其他族群身份为先。
解决种族问题之路可谓漫漫而修远，大马人民仍然需要上下求索。然而，只要有真心与下决心解决问题，希望自然就在前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