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中国媒体的生态，我们都有一个粗略的印象，以为中国的媒体都是被管制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员，媒体的任务就是宣传。
政治宣传、党媒、洗脑论等都是我们常看到论者描述中国媒体的惯用词。论者也常以奥威尔的《1984》用以比喻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思想受到控制，老大哥无处不在审查你的言论预言，来形容威权体制社会下人的自由窘境。
今天我们走在现代都会建设的中国，坐著高铁，吃著麦当劳，看著衣著光鲜的中国朋友们，很难想像那些偶尔在施工场外围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看板，依旧发挥作用。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宣部）依旧是掌管讯息（广义的，涵盖所有的印刷以及网路资讯）的部门，常有人比喻，中宣部就像是严厉的老大哥的，它决定了什么是人民可以看，可以读，可以谈论，也惩罚那些越过界限的民众。同时他也是一位老奶奶，循循善诱，教导著民众社会主义价值观。
允许自办媒体
政策改革推行的市场化政策，除了对中央发生放权给地方政府的现象，也对媒体的生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首先是政策允许地方自办媒体，另外是媒体要自创营收，盈亏自负。
第一个政策的改变催产生了各具地方特色的报纸，电台以及电视台。同时根据不同受众群的杂志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发行，成就了当代中国媒体多样化的盛况。任何人去路边的报刊看琳琅满目的报纸杂志,打开电视频道超过100个以上的卫星电视台，都会惊讶媒体的蓬勃发展，也不禁臆测，中宣部要怎么管？
媒体的竞争以完全市场化的原则，靠收视率广告来创造营收。如果还是制作以及播放具有思想教育功能的内容，恐怕无法吸引读者观众。
当媒体以民众诉求为主的导向制作内容，也就隐含著它们与宣传教化的疏离。媒体的发展也催生了公民社会，一个对民生课题，公共政策讨论的言论空间。
如果你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媒体对民生议题的追索以及对政府行政单位的问责，不单是严厉而且还起到纠正政策，惩罚官员的效果。不过你生活再久些，就发现不是所有的议题可以如法炮制。
学者对中国媒体的发展以及市民社会的崛起，有乐观及悲观的论断。乐观者以为虽然媒体自由的进程虽然颠簸，但是公民社会的形成是个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民主化的到来只是个时间的问题而已。
媒体受党限制
悲观者以为只要还是中共执政，媒体的多样化不能称得上媒体自由，它们只是执政宣传的软著落，即什么可以报，什么可以批评还是党说了算。从这个意义来说，媒体自由、民主化、政治自由是不可能的。
随著中学或大学在中国完成，在西方完成博士学位并且任教的中国学者逐渐形成另一股声音。他们认为，西方学者的悲观论调，是以发生政党轮替作为前提。这在中国是不现实，也是中共阻挡以及放弃的西方政党政治的议会民主模式。他们认为中国发展出来的民主模式，必然也是中国模式的民主社会模式。这个论调我们是熟悉的，当年改革开发，邓小平的口号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从这个角度，我们来观察中国印刷以及电视媒体，你会发现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萎缩得很厉害。新闻联播作为全国统一的新闻播放时段，每天只有晚上7pm-730pm，半个小时的时间，虽然有些电视台会重播。另外就是在大量商业广告中偶尔插播的社会核心价值的公益广告。
曾有人指出，现在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不再只是一片歌功颂德的宣传片，而是更细致的操作，例如在电视剧中剧情的安排以及价值的铸造。中国大量的“抗日神剧”，以及历史剧都在这个行列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