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王悦的《北婆三邦的左翼运动与“大马来西亚计划”》

 

2017年7月29日由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中国广州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砂拉越科技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婆罗洲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诗巫举行。来自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硕士研究生王悦老师发表了题为:《北婆三邦的左翼运动与“大马来西亚计划”(1957一1963)》论文。

该论文中心含义说到:“从1957年马来亚联邦独立到1961年5月东姑公开正式提出  ‘大马计划’之前,北婆三邦的左翼运动基本处于各自发展的状态;而从1961年5月东姑正式提出‘大马计划’到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之前,北婆三邦的左翼运动展开了更加密切的联系与合作。但实际上我们不能笼统地将北婆三邦的左翼运动视为‘大马计划’实现的阻碍。左翼运动本身的确是为了摆脱和推翻殖民统治并争取独立,但北婆三邦的左翼运动由于其本身的不成熟性、脆弱性和不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推进了马来西亚联邦的形成。

论文的 关键词:“北婆三邦的左翼运动由于其本身的不成熟性、脆弱性和不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推进了马来西亚联邦的形成” 。就这段话引起本地一些前老左人士关注或议论;并由此引发笔者的反思。以往,笔者对这一历史的认识局限为:冷战思维、英殖民者维系政经利益等因素。

“冷战思维和英殖民者维系政经利益” 的有关论述,笔者在较早年前在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章和已出版的拙作(如:《砂拉越左翼运动史》、《砂拉越独立之谜》、《砂盟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败因》等)已说了不少,但今在王悦老师论点下产生的反思,就对下述课题作尝试性的初探:“北婆三邦左翼运动的不成熟性、脆弱性和不一致性”。

一、种族结构与左翼运动的失衡。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三邦的左翼力量发展中,砂拉越被视为左翼力量发展的相对迅速和较强大的。可是仍局限于城镇和城郊的华族群众,其他民族,即做为多数民族(约占70%)的达雅民族和马来民族却很少数者有参与左翼运动行列。

依据1961年砂拉越人口普查数字:总人口为74万4391。华族仅占30.9%(22万9067),其他民族共占69.1%,其包括达雅族39.40%、马来族和马兰诺族等其他民族占29.7%。

在象征全民运动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中,只有不达30%的人民参与的运动(估计有80%华族以及约有2%左右土著民族的参与和不同程度的支持或同情革命运动)的现实,定夺了左翼运动的后果。

战后至今七十年,种族结构与其政治觉悟依然如故,这是砂拉越在近两百年殖民统治下的土著民族社会实况(虽然近年略有改进,但仍缓慢、微小和脆弱的)。

另一方面, 根据史料显示,在 “马来西亚计划”未正式提出前,即酝酿时期,李光耀和东姑阿都拉曼都“充分”考虑和估量了五邦(北婆三邦、马来亚和新加坡)种族结构。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说到:1959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后,李光耀自认为新加坡小国寡民,缺乏生存能力(冷战思维) ,首先考虑要与马来亚合并,但东姑担心此将削弱马来人(种族比例) 优势地位(新加坡70%人口为华族)而拒绝。

如此,李光耀转念要将英属北婆三邦纳入马来西亚联邦。此举获得英国殖民者认同。之后,东姑估量了北婆三邦种族构和政治倾向,权衡利弊后,接受了五邦合并的 构思。

二、北婆罗州(沙巴)社会政治状况。1950年代到1961年,东南亚各地掀起反对殖民主义运动,唯独北婆罗州(简称北婆)虽是英国殖民地之一,却置之度外,人民毫无动静。迟止1961年5月“马来西亚计划”出笼后才开始酝酿组织政党。首先是卡达山族的唐纳史蒂芬(Donald Stephens)于1961年8月领导和成立卡达山民族统一机构(简称UNKO) 。参与者多数是西海岸沿海一带和亚庇市郊兵南邦的卡达山族。

第二个政党是姆禄族(Murut)孙丹(G.S. Sundang) 于1962年初成立巴索民族机构(简称UNPMO)。参与者多数是根地咬和丹南等内陆的姆禄族和杜顺族。一年后两党(卡达山民族统一机构和巴索民族机构)合并为卡达山巴索民族统一机构(简称UPKO) 。

同年年中第三个政党成立。这个政党是效仿马来亚巫统的沙巴统一机构(简称USNO,沙统)。该党是由慕斯达化(Mustapha)领导,成员纯为穆斯林的马来族、巴瑶族、苏禄族等。

与此同时,来自山打根的华族上层分子(右翼资产阶级) 在邱锡洲领导下成立联合党 。接著在首府亚庇的陈彼得组织成立民主党。这两个政党是纯华人的亲英右翼政党。较后两党合并为沙华公会(仿效马来亚的马华公会) 。

1962年11月,上述各政党在英国和马来亚联盟支持下组成沙巴联盟,共同合作推动马来西亚成立(注1)。

人们应该注意到,沙巴始终没有左翼政党或组织的出现,谈不上有左翼运动的酝酿或存在(砂拉越解放同盟先后在1950年代中期和1960年代初派人到北婆试图开拓左翼运动版图,结果都未能如愿,失败而告终)。

与此同时,由唐纳史蒂芬领导的卡达山民族统一机构,原先是与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和汶莱人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反对 “马来西亚计划”,这也就是在诸政党和政治领袖人中唯一反 “大马计划”者。但是,在英国、东姑和李光耀 “招安”下,一夜间改变了立场。

1963年初,李光耀乘第八届英联邦国会议员区域性会议在新加坡举行之际,特邀唐纳史蒂芬赴新加坡与会(特邀贵宾)。期间在李光耀诱导和“承诺”委任为“沙巴第一任首席部长和东姑退休后出任联邦副首相”。于是当唐纳史蒂芬一回抵亚庇机场,见到在场支持者就高呼:“Malaysia  Bagus”(注2)。这“突然”戏剧性变化,是当年政客丑态的写照;亦是给卡达山民族的耻辱。

三、汶莱人民党“激进”行动的后果。汶莱是北婆三邦最小的英属殖民地(号称保护国),当年人口只有8万左右,80%人口是卡达央(Kedayan马来民族一系)族的穆斯林。

1956年人民党成立后民族独立运动迅速发展,在1962年8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一举拿下所有议席,在组阁成立第一届民选政府在望之际(之前虽遭受英殖民者多翻干预,但始终获得苏丹首肯由阿扎哈里为首的人民党组阁成立政府),以党秘书长耶欣阿芬迪(Jassin  Affendi)为首的“激进派”却于1962年12月8日发起武装事变,英国借机发起武装镇压,将左翼势力连根拔除(注3)。

与此同时,借口为防止叛乱蔓延砂拉越,对砂拉越左翼势力开展镇压,诱导左翼组织走上暴力道路,“为马来西亚成立步上坦途”(注4)。

四、砂境内左派力量被削弱。砂拉越在1963年1月起的三个月内,境内大量的左派力量转移入印尼境内,使境内力量大为削弱(加上一批干部被捕入狱);在武装斗争思潮冲击下,为砂拉越联盟在1963年4月开始的第一届议会选举中稳握胜券而提供了保证。

1963年8月21日,砂拉越立法议会召开第一次 “民选”议员会议,顺利通过《马来西亚法案》,为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奠定法律地位。

上述四点的反思,笔者自认为可以作为补充王悦老师之: “北婆三邦左翼运动的不成熟性、脆弱性和不一致性”的论据。“若将北婆三邦的左翼运动视为一个整体,那么它并非是 ‘大马计划’的阻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为五邦合并的实现清扫了障碍。”

随著时光的演进,越来越多的史料被揭开,促进了历史研究的广泛和深入发展。重新审视历史上左右派斗争的定位和历史意义,看来是时候了吧!


注释:
1.丁世杰:《风下之乡,风起云涌》,第42一43页,2016年1月曼绒古田公会出版。
2.同上,第44一45页。
3.于东:《命运的拐点》第49一51页,2012年8月出版。
4.于东:《风雷激荡的岁月》田农序一“不容青史尽成灰” ,1一页。2003年9月出版。

于东

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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