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看一国是穷是富， 一个简便的指标是，看其人均收入，也就是其国内生产总值（GDP）除以总人口的数字。更进一步指标则是，看这个国家的生产力，也就是总劳动力除以GDP的数字，或简称为人均产出或每小时的产值。可以说，生产力是决定一国生活水平或经济成败的最便利指标。
生产力的高低，是什么因素决定？它其实是个多因素生产力，包括许多有形与无形的要素，诸如资本、劳动力、人口素质、教育、培训、科技水平、基础设施，甚至是制度、政策文化性质、企业家、竞争状况，以及持续的创新。所谓创新，不仅仅指新产品，也包括新的更有效的流程，发现与运用新方式、新的材料、新市场等。可见，其决定因素是复杂多元的。
后发优势并不长久
可以说，发达国与非发达国的根本差异就在于生产力的不同。国富民强的国家，均是高生产力的国家。一般来说，越发达的国家，由于起点较高潜能也被运用得七七八八，故其年均生产力的增长均不高，通常不会超过3％，近10多年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年均增长率均不到2％。
这不仅仅是高起点因素致成，也包括人口老化与资本投资递减。生产性投资少、消费过高、储蓄率低、设备更新慢等，或多或少也会对生产力产生负面作用，至于创新虽然与研究及发展相关，但其成果及商业化的运用则难测。
对发展中国家言，只要条件到位，则有可能出现经济与生产力起飞高速增长现象。如在1990年代与21世纪前10年的中国，年均生产力增长均可达到约8％之高。之所以起点低是个因素，而后发优势也是要因。后发优势的好处是，不必自己从头开始搞研究创新，而只要把先行者已发明与运用的通用知识与技术，照搬运用便可。
只是这也有其局限，因先行者不会把最先进的知识与技术传给他人。一些国家如中国会强制先进的外企把技术与知识传给本国人。可这也会引发反弹如强制转移技术与知识产权便是中国与发达国发生贸易争议的主因之一，如欧盟、美国与日本均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这也逼使中国得搞自主创新，包括自创品牌，以取得产品的定价权。
可见，后发优势也只是阶段性优势，而不是可长可久的优势。
拉近现代与传统差距
发展中国家，通常存在一种二元性的现象，即并存著一个生产力较高的现代部门与生产力较低的传统部门，而发展的目的之一，便是减少二元性，增加一元性，也就是拉近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之间的差距。一般来说，管理得当的大规模企业也会较中小型企业更见生产力，这里涉及了一个经济规模效应的事宜，如要搞自动化，也得有一定生产与市场规模；否则，空有技术效率而没有市场，也难以持续。
就大马而言，大马的生产力有一个高低起伏不定的特征，在2 0 0 8是2 . 3％，可2012只有1.6％，2013甚至是负0.9％。到了2014又升到3％，之后则是2015为3.4％，2016为3.5％，到了2017则是3.6％，即产值为8万1639令吉。总的趋势是没达到第11大马计划官方预定目标（3.7％）。
从个别领域来看，不同程度不同领域的增长率皆不同，故其产值也呈现较大差距，以2017年为例，制造业增长率为42％，可其产值则是11万0839令吉高于服务业7万多，农业的5万多与建筑业的4万多令吉。至于矿业，其产值则取决于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故难比较。惟在2017年则是12万0636令吉，其产业值虽高，惟雇用人数少，是种资本密集与劳动力节省的产业。在1987-97生产力达5.5％之后就下跌。
整体而言，大马生产力增长率不高，虽高于发达国，却低于中国、泰国、越南等。有一种看法认为，大马雇用太多外劳，甚至是廉价外劳的训练场所且流动性高，不利整体生产力的提升，特别是全要素生产力。对此，应从全球化与区域化的角度来看这课题，而不宜孤立起来看。
按照主流经济理论，自由贸易，包括劳动力的流动会拉近不同国家间的收入差距；只是这个拉近，也就拉低高收入国的收入增长。易言之，低收入国的收入会有所提高，而高收入国则一般来说收入增长会受到抑制，如越南对大马或中国对美国。这就形成了逐低竞争的趋势。
若一国人口素质言，如新加坡有51％的劳动力是高技能员工，就可以把低增值的产业转移到他国，如印尼；可若一国人口本就是低技能（如大马，仅有约30％的员工是高技能），就得考虑如何阶段性与渐进性地把低增值产业转移出国，以免本国发生产业空洞化与大量失业出现。
就高不成低不就的大马现状言，只要不是高污染的低增值产业，也应适度留住；因为低增值产业，如劳动力密集的装配工厂，也会雇用一定比例的白领员工。大体上是100位低技能员工中，得雇用10位白领员工如管理与文职人员。因此，在未提高一般本国人员的技能之前，不宜轻言放弃劳动力密集的低增值产业，也就是得用廉价外劳来保住这些产业。
二元劳动力市场路线
与此同时，加紧改革教育与培训，以提高本国人的素质。申言之，要走二元化劳动力市场路线，让本国人从事体面就业，外劳从事粗重工作。
就提高生产力言，也须同时提高政府的效率，使民间与政府同步进步。其方法包括，如适度加强国内竞争程度；去掉多馀的障碍，消除过多的寄生阶级；走用人唯才的量才用人，适人适任制度；多些生产性投资；适时适用技术增进效率；找出适合本国优势的究研与发展项目；政府要成为促进者而非阻碍；管制要合理与法规要有一贯性而非朝令夕改；建立各方面的数据库，以便企业家可发现机会与弥补市场不足；让劳动力市场更灵活等。
约言之，要建立人才库的善用诱因以及政策要适合国情，不可盲目追赶“先进”或太多民族主义，特别是要防民粹主义。就政府言，它得转型为公共投资国，以便促进民间的发展。一句话，要解放生产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