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城散记》作者邝国祥认为槟城五福书院是本地华教的起源，见于他主持校政的《时中学校四十六周年纪念特刊》上，所刊载的“六十年来槟城华校史话”（页71-79）一文中，写作时间是在1954年间。
在这篇文章里， 邝国祥做了一个判断，槟城的华校，是由庙宇私塾，嬗变而成近代学校；其次，他认为“五福书院”，类似于爪哇明诚书院以及星洲萃英书院，必然曾经是一所教育机关。因年深月久，无人继续办学，而沦为一个联络感情的会馆。故此，他认为，就历史上而言，五福书院才算是槟城最早设立的学校，成立于1819年。
出版于1958年的《槟城散记》，邝国祥在他的“槟岛春秋”一文里，同样申说五福书院成立于1819年。（页7）
曾任理科大学副教授的陈绿漪博士，以其在1985年马来亚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大部分材料基础上，在1997年出版了《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政治：1945-1961）。她提到曾经从陈剑虹师那里获得了上述《六十年来槟城华校史话》及《星槟日报》1951年10月3日刊载的《槟城五福书院与郑景贵》。陈绿漪博士指出，邝国祥在《史话》里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来佐证五福书院创立于1819年。（页37）
邝国祥杜撰的“历史”
邝国祥说五福书院的原址是在义兴街那所古色古香的慎之学塾。搬迁到后来的牛干冬街，据他的推算是在郑景贵于公元1893年前的事情，因郑景贵于光绪十九年即公元1893年逝世。（《槟城散记》，页7）
在《槟城五福书院与郑景贵》里，（佚名的星槟日报记者）引述曾任该院正会长20馀年及现任信理员及董事之廖桂生老先生谈称，该院初时设立时，系在义兴街郑景贵大厅之处，事后约经二十多年后，即于光绪十六年间（公元1890年），先由郑景贵赠送现在牛干冬街院址，地皮一段，作为建院之用，惟当时俱未有历史记载，故发起人为谁，则无从查考。其现在院宇屋顶尚有其建竣时之“光绪十六年”字样。
陈绿漪博士曾经以为《槟城五福书院与郑景贵》是邝国祥所写，我想这是一个误会。
在《槟城散记》里， 邝国祥有一篇“郑景贵其人”，只要细心将它和《槟城五福书院与郑景贵》两篇文章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是很容易发现的这个误会。
其一是作者的身份不同，前者邝国祥为时中学校校长，后者为记者；同时邝国祥本人并没有把《槟城五福书院与郑景贵》收进《槟城散记》里；其二，即使邝本人在《槟城散记》里，对郑景贵逝世年份前后有两个说法，《槟岛春秋》说是在1893年，在“郑景贵其人”里却说于1898年。而《槟城五福书院与郑景贵》则说在1898年。
其三， 在五福书院建筑完成的日期上，邝在《槟城春秋》里说是在光绪22年，即1896年，而《槟城五福书院与郑景贵》则说在1890年。其四，据《槟城五福书院与郑景贵》所述，“历届董事，概系由粤侨社团及商号代表大会选出担任者。每年除按照祀祭及开灯外，别无他事办理”。而邝国祥则认为，至少它曾经是一所私塾。
其五，邝国祥凭主观想像，武断地认为五福书院从原先的私塾，经年深月久无人办学，而蜕变成联络感情的会馆。事实上，五福书院的乡会会员在不同时期逐步扩大之中，他们反而让民族文化归于式微？
五福书院非华教起源
尽管邝国祥这话里存在明显的矛盾之处，可暂予忽略不计。但是，读者应该会从邝国祥行文的语气中，明白他当时是在进行争议。理解这一点，我认为是需要的。因为邝国祥为了争议，杜撰了一个“历史”。他到底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发出了这个挑战？我们首先来看看当时历史的具体环境。
在上世纪50年代初，关于五福书院举办的各项活动，荦荦大者如祭祀，召开职员会议，职员改选会议、修改章程，扩大会员，使之成为代表广府十四属之总机构，改建院宇，以利商务小学办学等事务，经常可以见诸于当时的报章。如《星槟日报》、《联邦日报》、《光华日报》、《中国报》。
特写有1951年10月3日，“槟城五福书院与郑景贵”（星槟日报）；同年10月5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槟城中华中学创建史，始创至今四十九年，为北马侨校最久（星槟日报）；1954年4月5日，槟城教育局主持的“槟威华校动态”第三期（马来亚广播电台槟城分台广播稿）：槟中华中学创办52年，系全马历史最悠久华校（光华日报）；1954年8月30日，五福书院庆祝成立百周年纪念（光华日报）：根据上述资料，既然五福书院曾经于1953年举办了成立99周年，1954年举办了极具盛况的百周年纪念活动，这意味著五福书院成立于1854年，这完全符合1898年碑文《重修五福书院小引》所镌刻者，即“溯我五福堂者，崇奉重阳帝君，咸丰年间所建、‘槟榔志’内所载者”。
新山南方大学学院詹航伦导师说，马来半岛华教起源的争议来源于郑良树教授与邝国祥的争议，那么，我们只要处理好“郑、邝争议”问题，其他的争议应可迎刃而解”（林连玉纪念馆通讯2018.2），这不过是在“摸象”。事实上，问题的产生在于邝国祥对五福书院历史，说三道四；对五福书院各届领导人，以及对当时广府十二属同人的不尊重和不礼貌。
面对邝国祥的臆说，陈绿漪觉得没有证据，而加以摒弃，但是时任董总重要的行政职员的李万千、莫泰熙及至后来和现在的董总，却以哗众取宠、急功近利的非历史主义态度，从1985、86年开始，利用董总平台，三十多年来，向国内外关心我国华文教育历史的业界，宣传这个华教起源说的伪议题，为我国华文教育史，披上一件皇帝的新衣。（参阅《独中今昔》第7页，李万千撰文：“华教简史”；2001年12月《风云激荡一百八十年——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图片集》；2004年董总50年特刊；2014年董总60年会庆特刊等）。
历史不容凭空臆造
近年来，尽管面对许多学者的质疑和匡正，但从最近董总主席的讲词，文告等，仍然重复那段三十年不变的，苍白的话语，这足见董总的行政精英分子的傲慢与偏见。
要不是董总行政的精英分子，邝国祥的说法肯定会在槟城教育界的仓库里一个寂静的角落腐烂掉。是李万千给了它新的生命。若论其所具有的误导性，可谓不浅，应该予以警惕。这种误人误己的情形，例如，中国学者吴明罡2014年10月出版的《近代南洋华侨教育研究——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为中心》，他转引了《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教育科技卷》的文字写道：“1819年，槟榔屿即建立了五福书院，书院的遗址尚在，只是尚未发现文字资料，这是马来亚有据可考的最早建立的一间华文私塾”，这些都是李万千和董总所说的翻版。
2018年7月，我有幸参观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在展示厅，竟然也被邝国祥的五福书院——马来亚华教起源说，所污染。我曾经斗胆的向接待我的江振仕先生，建议他们对此认真加以研究。我在回来后，把自己收集到的所有资料，全部电邮给他。
历史是具体的， 客观的， 不同的视角，是完全可以进行平等的学术争论，但是绝不应该容忍凭空臆造。在对待历史问题上，史学界前辈们一再提醒我们“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谨此共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