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见”槟榔屿”这个名字时，总觉得它有一种非常南洋的气息。不是因为”屿”字，而是因为前面那两个字”槟榔”。槟榔是什么？昔日是南洋街头常见的棕榈科植物，是老人嘴里那一口淡红色的汁液，也是华民下南洋以后，很早便认识的一种热带植物。
于是我一直觉得，”槟榔屿”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一座海岛，没有用山来命名，没有用河来命名，也没有冠上某位统治者的名字，而是因为岛上曾经有许多槟榔树，便被叫作了槟榔屿。这就是地名最朴素的一种来历。有什么，就叫什么，槟榔屿，大概也是如此。如今槟榔屿官称Pulau Pinang ，Pulau是岛，Pinang便是槟榔，合起来即为槟榔之岛。
说到这里，槟榔屿真的到处都是槟榔吗？答案恐怕不能简单地说”是”，有本土学者甚至坚称： “槟榔屿根本不产槟榔，所以不可能因槟榔得名。”然而，此说似乎站不住脚。2006年学者Nordin Hussin 的 Trade and Society in the Straits of Melaka, 1780–1830，利用早期档案资料指出，1828至1829 年槟榔已经成为槟榔屿的重要出口产品，而且其中约 87% 是”本地种植”，只有约 12.58% 来自亚齐（Aceh）。换言之，那个年代的槟榔屿不但有槟榔，而且有相当规模的本地槟榔种植。
南洋史家许云樵大师曾提出一个饶有趣味的见解，槟榔屿不仅因遍植槟榔树而得名，整座岛从海上望去，南北修长、两端微尖，也宛如一枚浮卧海面的槟榔果。这一说后来虽未成学界主流，却为槟榔屿增添了一层诗意的地理想象。这也说明了，槟榔屿可能是马来世界少数兼具植物意象与地貌意象的双重地名。
也就是说，Pinang 在语言学上是槟榔树；而许云樵敏锐观察到，航海者远眺槟岛轮廓时，又恰似一枚槟榔果。这不是互相排斥，而是地名如何在民间不断获得新解释的典型案例。从语言学看，Pinang 在马来语就是槟榔，因此”槟榔屿”属于意译；从地貌学看，槟岛南北修长，中部丰圆，两端渐尖，自海上远望宛如一枚槟榔果，因此岛名可能又带有象形意味。许云樵并没有否定植物说，而是补上一句极富诗意的观察。
然而，槟榔屿，原来不一定先叫槟榔屿。根据槟城官方资料，槟榔屿较早的岛名是Pulo Ka Satu（第一岛之意），原来一名叫 Nakhoda Ragam 的传奇海盗因它是从 Lingga （今廖内或砂拉越？）往返吉打所见的唯一大型孤岛而如此称呼。Pulo是英国人对马来语Pulau的拼写。
此说出自1887年海峡殖民地辅政司William Edward Maxwell编辑的Notes and Queries，根据民间航海者所收集的口述民间称谓。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英国人到来以后，名称才改成 Pulo Pinang。 然而，Maxwell 并没有把Ragam 的故事当成确定的历史事实。Maxwell本人是在记录民间传说，而不是确认15世纪已有Pulo Ka Satu这个官方地名。
Maxwell随后又说，在 Pulo Pinang 成为著名名称以前，对岸（今威省）的人称该岛为Tanjong Panagar，源自康华利斯堡（Fort Cornwallis）所在地过去生长的 Penaga 树。原文还特别说明，威省的居民直到当时仍称 Pulo Pinang 为 Tanjong Panagar，或简称 Tanjong。
这使槟榔屿地名的考证有意思多了，因为它把三个名称放在了同一个传说体系中，一即Pulo ka Satu至Pulo Pinang ，与此同时又存在 Tanjong Panagar 至Tanjong。Penaga中文多称作铁力木，木质极度坚硬、重实，抗腐蚀，古代常用于建筑重梁。
当英国人接手这里以后，他们却没有继续叫它槟榔岛。178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这座岛，英国人给它换上了一个非常洋气的名字Prince of Wales Island（威尔士亲王岛），但华民依然惯称槟榔屿。后来，英文的 Penang 又逐渐成为国际通用名称。
现存最早可靠的中文航海文献，是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的《顺风相送》。书中记载由马六甲驶往吉打的航线，已出现”梹榔屿”。注意，它写的是”梹”，不是今天的”槟”。梹、槟在古汉语本就是异体字，读音、意义皆指槟榔。也就是说，中国人至少五百年前已把 Pulo Pinang 意译为”梹榔屿”。这一点，比1786年莱特登陆槟城早了近三个世纪。
随后成书的《海道针经》（又称《针路簿》）多种抄本，同样沿用”梹榔屿”之名。它不是地方志，而是船长随身携带的导航手册，因此可信度极高。结论只有一句，槟榔屿不是华民创造的地名，却是华民翻译得最优美的马来地名之一。五百年前写作”梹榔屿”，今天写作”槟榔屿”，改变的是字体，不变的是整片海峡共同的记忆。
15世纪以后，欧洲航海者又陆续写成 Pulo Pinaom、Pulo Pinaon、Pulo Panying、Pulo Pinang 等不同拼法。不过，从中国典籍追查槟榔屿地名有趣多了，其中至神是把槟榔屿当成”新埠”。中国清代谢清高1820年《海录》便称，新埠一名布路槟榔（Pulo Pinang），又名槟榔士、槟榔土，英吉利于乾隆年间开辟者；1840年代何大庚《英夷说》也称，近粤洋海岛，有名新埠者，闽、粤人在彼种植以尽地利者，不啻数万；1843年魏源《海国图志》亦称新埠也；1849年徐继畬《瀛寰志略》又称，麻剌甲（Malacca）西北海中有岛曰槟榔屿，英人称为新埠。
1786年由莱特开始统辖槟城，比1819年莱佛士管理新加坡还要早33年。那么，何以槟城最初仍被唤作”新埠”？1905年英殖民官员H. W. Firmstone有此一说，华民对Penang有三个称谓，其一槟榔屿，其二庇（口字边）能，其三新埠，并指新埠或San-fau，乃广东方言群的粤语发音，而新埠也即New Town之意，因为粤籍华民先认识新加坡而后槟城也。
槟城虽然比新加坡早开发，但粤籍华民较迟认识槟城，所以误把槟城当成”新开之埠”，说完了”新埠”之名实为讹称。问题在，新埠之名以讹传讹，谢清高《海录》当作槟城正名，反而槟城正名被视为别名了。由于新埠之名流传甚广，直至19世纪末中国典籍犹记之新埠。
槟榔屿并没有因为新埠出现而消失，两个名字长期并存。关于早年航海者对槟榔屿的各种不同名称，这些并不是几个不同的地方，而是欧洲航海者按照自己的语言、耳朵和拼写习惯，对当地名称进行记录。所以今天英文的 Penang，实际上就是一个经历了欧洲化拼写之后留下来的名称。
站在今日的槟城大桥上，再回头望槟榔屿，很难想象两百多年前，这里还是一座森林覆盖的热带岛屿。只有森林、溪流、海湾，以及岛上的槟榔树。最早的人走到这里，看见那些高高低低的绿色棕榈树，于是留下一个简单的名字：槟榔屿。谁能想到，一粒槟榔，最后竟然成为一座岛的名字。更没有人想到，这座小岛后来会成为马来半岛最重要的殖民据点之一，会成为华民南渡的重要落脚处，也会成为今日世人熟悉的 Penang。一粒槟榔，命名一座岛；一座岛，又收藏了一个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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