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为一个多元民族与宗教，且各教群混杂居住的国家，难免会发生这个那个宗教纠纷，特别是与伊斯兰有关者。之所以，也与伊斯兰本身的特性有关，如政教合一，强制践行宗教义务等。因此，即便在大马，伊斯兰享有一尊地位，可非穆斯林却对其颇有敬而远之的态度，特别是有关固定刑罚（Hudud）事宜。
其实，伊斯兰的教法范围颇广，包括了家庭、结婚、买卖、定合约、起誓、财产继承与分配、有关履行宗教义务规则，甚至是族际、教际与国际关系。今天，在许多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有48个），有不少的民事法与家庭法，依然是采用传统的教法，如大马的家庭与财产法，且伊斯兰法庭也有初级、高级与上诉庭之分，可说已有颇完整的体系。
有关固定刑罚一事，由于已成为重大政治话题，大家较不陌生；只是，也不是人人皆知之甚解，如伊党与巫统间对固定刑罚有什么相同或相异的看法与政策。总的来说，伊党的态度是较基要主义，而巫统则较宽松。
伊党刑罚范围更广
就范围而言，本来传统的固定刑罚主要集中在通奸、诬陷通奸、偷东西、抢劫、喝酒、赌博这6项，可伊党的固定刑罚则范围更广，也更严格。之所以，主因在于巫统本质上是个民族主义政党，而伊党则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基本上，自1980年代以来，伊党变得更基要主义。虽然在21世纪以后有所改变，可2013年大选后，又旧态复萌回到1980-1990年代的态度。
以脱教（murtad／keluar Islam）为例，在1993年的吉兰丹与2002年登嘉楼伊斯兰刑事法案中，伊党更主张脱教者得以处死！伊党主席哈迪阿旺还解释道，从伊教的角度看，脱教等于叛教，是种叛乱。若叛国可以处以死刑，那么叛教自也可处以死刑。
巫统则较“世俗”，比方说，当年把伊教列为联邦宗教时，时任首相东姑强调，这只是出于仪式性目的，并不会改变国家的政策。此外，有关伊教的刑事权限，巫统的政策是把伊斯兰法庭权限，限定于最高罚款5000令吉、3年判坐监狱，以及最多打6鞭。因为有这个权限，有些伊斯兰主义者认为，这是对伊教的限制与压抑。因此，哈迪才会再次提出要提升伊法庭权限的355私人议员法案。
其实脱教是否应列入固定刑罚的范围是有争议的，特别是在多元宗教国。本来按照《可兰经》的说法，脱教者会在来世受到惩罚，可却是在来世而非今世。故按说，脱教者是可以在今世免受处罚的，虽然这是可憎可恶的行为。
允许自愿信教
另外，《可兰经》也有提到，“你信你的教，我信我的教”的句字。外加上，在先知穆圣生前，他也没处死过脱教者，而只要求脱教者悔过（Bertaubat）。可见“宗教事不可强制”这句出自《可兰经》的名言，是允许自愿信教的。
只是，尽管《可兰经》这么说，可伊斯兰的另一个法源，即圣训（Hadis）则主张要处死脱教者。这就引起混乱。若按权威性言，当然是《可兰经》占优势。因为这是来自真主的启示，而圣训则是先知穆圣的言行记录，且是后人而非先知本人所记。因此，在伊斯兰世界，有所谓的圣训论战，也就是涉及其权威性的论战。曾当上我国人民党主席的卡欣阿末（Kassim Ahmad）便是独尊《可兰经》者，这里也涉及如何振兴伊教的论战。
这里也突显出，当前伊斯兰世界有著多样的思潮，如传统派、基要主义派、世俗派、现代派、自由主义派等，是众声喧哗的世界。只是在不同国家，由于官方立场及官方伊斯兰化的作用，在大马则是传统派占主流，在印尼由于官方立场较中立，故是个百家争鸣的景象，也就是可以听到多种不同的声音与见解。
惟在大马，巫统虽是较世俗与民族主义本位，并非基要主义派，可也会出于保权保位的需要，而见机而行，也就是具有投机性。毕竟保权或夺权才是硬道理。
基本上，可以说，巫统在宗教上虽非激进派而是保守的传统派，可也可能因形势所需而变得剑走偏锋向基要主义靠拢。这就是政治，如同行动党可以与土著团结党结盟一样，美其名为，为了大局，也就是目的可以合理化手段。也难怪有人说，政治是可能的艺术。
就脱教言，当前大体上有3种看法，一种是哈迪式的，叛教者得处死；另一种是罚款加监禁如霹雳州便是罚款不超过3000令吉，判坐监不超过2年；第三种则是认为，只需加以劝导，使脱教者回心转意，回归伊斯兰，而不宜有任何处罚，若劝导失败，就听天由命算了。
各州有各法
据知，在森美兰州，在1994-2003年这期间共有89脱教申请案，而森州的伊庭则批准了16宗，拒绝了29宗，搁置了39宗。在审理过程中没有任何处罚，即没有罚款，没有判入监，也没有扣留在信仰回复中心（Pusat Pemulihan Agama）（见Ahmad Hidayat主编之大马伊庭一书2005，Makhamah Syariah Di Malaysia页188）
这里也看到，大马的伊斯兰法是各州各法各有各的，而缺乏统一性，好处是出路多，坏处是漏洞也多，如多妻制（polygamy）。中央集权的大马在伊教法上倒是颇多元分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