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漠視底層社會  藝術如何介入? —側談《工餘》群展
《工餘》港馬聯展集34海内外藝術家 ,讓大衆貼近熟悉的陌生人。(攝影/黃良儒)
社會漠視底層社會  藝術如何介入? —側談《工餘》群展

社會漠視底層社會  藝術如何介入? —側談《工餘》群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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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更新 2017年03月30日 17时32分

報導@張溦紟

Nur拿著一把刀子往自己身上擱,警告雇主若再不歸還薪資,她寧可自殺。五年了,沒薪水、沒休假,禁止踏出雇主家門,不能聯絡家人。當下雇主大概也嚇壞了,隔天趕緊在中介的陪同下,讓Nur帶著部分隨身物品,和部分欠薪,來到不知名的海邊。過去,她在巴生谷一帶當家庭幫傭,睡在庫倉一樣窄小的房間。她以為終于可以如願以償回家。

中介和雇主叮囑她,「你只要從這裡游到那艘船,就會有人接送你回印尼。」天曉得那遠處是不是真的有船,爲了回家,她也不知道哪來的勇氣,拎著包包猛游往中介所指的方向。

她輾轉到Tenaganita(婦女力量組織)求救,Tenaganita雖欲替她追逃公道,但由於訊息不完整而無以為續。回到家鄉的那一刻,她才發現自己已當上婆婆,丈夫以為她已死去而另娶他人。

這不是Nur一人的故事,而是家庭幫傭的社會縮影。

Nur根本不會游泳,也沒有人關心她會不會,就像這些來的生活一樣。(攝影/張溦紟)

Tenaganita代表,Katrina Jorene Maliamauv以自己曾接觸過的真實案例作為對話的序幕,Nur是其一。她長年關注人權議題,當天下午受吉隆坡Ilham Gallery《工餘》(Afterwork)群展邀請,與有份參展的馬來西亞藝術工作者Sharon Chin,對話的題為: 「外來者:一場關於你我和其他移民的對話」

香港Parasite藝術空間(以下簡稱為Parasite)與吉隆坡Ilham Gallery聯辦《工餘》(Afterwork)群展,聚合34位來自香港、印尼、新加坡、菲律賓、西班牙以及馬來西亞等地的藝術家,透過不同世代、身份和藝術形式,處理遷移、勞工、種族、階級和認同等議題,展現他們的社會關懷甚至處理自身社會認同的問題。Parasite首次在2016年3月香港展出,Ilham Gallery畫廊總監Rahel Joseph當時在香港參觀展覽時,深覺此展非常契合馬來西亞當下情境,於是主動接洽Parasite,去年年底接續由在吉隆坡展出直至今年4月16日為止。

在「展覽藝術作品」之餘,主辦單位有意識地企劃這場對話,讓藝術工作者與在前綫組織者互補不足。現場觀衆秉住呼吸,神情凝重地聼著一個接一個的真實「故事」。可是,聽見更多關於底層移民工更悲慘的故事,到底意味著什麽,是否真能改善他們的處境,還是讓我們對他們的處境更習以為常,變得麻木?

 

藝術以移工為題材:是旁觀,還是凝視?

人權社運組織者在前綫與各種遷移體制漏洞搏鬥,力挽狂瀾身處邊緣谷底的移工;這和藝術工作者可進出田野,採遠近距離觀察移民工生活的位置,似乎有些不同。Sharon Chin直言,她正在思考,Katrina和作為藝術工作者的她們,同樣是處理移民/工的議題,這兩者之間到底有什麽不同?

Sharon的作品經常反映出對社會、環境和政治的關懷。2008年8月,政治人物在檳城Permatang Pauh補選中特別用了「Pendatang」來製造族群間的緊張關係。她很納悶,獨立相隔50多年後,我們為何仍把已在這裡生活超過四代的馬來西亞華裔公民視為外來者。「Pendatang」經常混合著焦躁不安、不愉悅的經驗,但對於Sharon而言,這意味著「抵達」。這次參展的作品是她於2008年展出的「口袋裏的海洋」作品之一。她從檳城一家知名二手書店,撿來一本本各國語言的口袋字典,然後再每頁印上環繞檳島四周攝影的海洋,展場地上還鋪著一張張素色草席,作品試圖勾連海、語言、移民/外來者、身體、流動、家、文化轉譯這幾種元素。

在對話中,她不只是談自己的作品—「口袋裏的海洋」(Pocket Sea),同時介紹幾位同樣以移民/工為主題的馬來西亞藝術工作者,包括Hasanul、Minstrel Kuik、Okui Lala、KG Krishnan以及區秀詒與其作品,他們積極且謹慎地尋找如何與移民/工,建立更友善的創作關係,同時看見彼此的社會處境,讓我們看見這一代藝術工作者的動態和潛力。

她不斷反省作為藝術工作者的社會位置,

Sharon除了仔細聆聽他人的發言,總是專注地跟腦海裏快速閃過的各種思緒對話,以至於在回應時斷續緩慢卻嚴謹坦實,就跟她對待相對弱勢的觀察對象一樣。

短短兩個小時的對話,大家都在深究詰問:移民/工位居社會低階,他們的身份地位和身體,都從認同中剝離。藝術如何可能善待他們,甚至讓他們奪回屬於自己的身份認同?像面對無數個Nur的移民工悲歌,藝術是否可能介入?如何介入?

從Parasite籌劃「香港外籍傭工社群計劃」開始,就在試圖呼應這個提問。Parasite教育與公共項目策展人周安曼(Freya Chou)在香港接受電郵訪問時,説明「此項計畫乃在提供一多元平台,透過一系列的公共項目,包括與長期關注外籍傭工的民間文化組織合作、委任藝術家針對外傭社群的相關議題進行研究」。除了《工餘》群展,他們也曾在這個計劃底下,與印尼日惹KUNCI文化研究中心聯合出版多語的《移工文學選集》書籍。

 

除了透過展覽與香港一般大衆對話,Parasite也注重外傭朋友如何參與其中。去年展期期間,他們舉辦長達一年以外傭為主的攝影工作坊以及Pop-Up展覽,許多外傭邀他們的朋友甚至雇主家庭來參觀,讓他們了解這些外傭在工作之餘的生活。

Katrina雖為前綫組織工作者,她卻意識到若要貼近一般大衆,藝術充滿各種可能性;反觀,社運組織卻面臨困難重重,「人權組織工作的挑戰在於,我們只存在於專有的空間,像法庭、研討會大堂、聯合國難民署、扣留營等。這些所謂前綫的空間都距離一般人太遙遠,可是人權議題是遍佈於日常生活之中的。那些冷冰冰的統計數字,背後代表的是活生生的人,他們的生命、家庭和社群。」

她也觀察到:「我們在心理上劃下無形邊界,與移民/工悲歌產生一個距離,選擇視而不見。於是,這些暴力和剝削不斷在我們的家庭和社區的日常生活中上演。這些領域不都是我們經營親密關係、鄰里社群、「家」的範圍麽?」Katrina認為,藝術的價值就在於此,如何透過作品創作,讓人們感覺不妥、坐如針氈,挑戰我們一向認為理所當然的事,然後開始質疑自己的合理性。

 

智利權高位重的人物受邀走到臨時搭建的舞臺中央,被台下186位秘魯勞工集體凝視。  (攝影:黃良儒)

 

翻攪旁觀/凝視:智利部長被勞工集體觀看

現場展出西班牙藝術工作者Santiago Sierra的作品為藝術的可能性作出很好的示範。2007年年底,他在智利搭建了一個劇場,邀請城裏權高位重的賢達人士赴約。那天國會議長、國防部長、當代藝術博物館館長、大學院長、藝術評論家和記者等都來了,個個赫赫有名。抵達現場時,盛裝打扮的他們得先穿越一道尚在整修狀態、木板釘製而成的漫長走廊。沒有人知道那會通向哪裏。

在智利,共有超過10萬名秘魯勞工從事底層工作,作品題為「陷阱」,具有雙重的意涵,旨在不同的階級身份之間創造「對話」的舞臺。這張巨型黑白攝影照,銘刻著勞工們集體的嚴肅眼神,追問社會對底層勞工的旁觀,翻攪凝視的權力和意義。

 

 

藝術工作者:也是安頓自我身份認同

幾乎所有一走進5樓展覽廳的人,都沒法不注意到這幅以40幅肖像畫組合而成的「當代移民的肖像地景」。這是顔振利(Gan Chin Lee)的作品,是此次參展的四位馬來西亞代表之一。

畫上盡是我們熟悉的身影:孟加拉、緬甸、印尼等國籍移工一張張臉孔,有的向你擡頭迴眸、有的則是迎面而來的直視。你是否曾專注地觀察這些移工的生活面貌,或是談話、走路的姿態?透過這一副副移工的身體和目光,重新反思我們和移工之間的社會關係。

2015年,東南亞爆發海上人道危機,馬來西亞政府一度拒絕船上8000名羅興亞難民登岸,受到國際譴責妄故人道。那次的新聞事件深刻地觸動了振利,他也正好在那一年推出籌備多年以移民/工為主題的《之間》(In Between)個展。這幅組合畫作也是當時展出的作品之一。展冊上這樣介紹他:「他以馬來西亞街景為基礎,回應當代的身份認同危機……他試圖藉著這些畫作的肖像奪回這些錯置社群(displaced communities)的尊嚴。」

振利的作品無疑呼應這次群展的姿態——看見這些身處種族、階級、遷移底層的他者。可是,他在受訪時的回應卻令人出乎意料,

仔細一看這些肖像,裏頭不只有我們後來認知的外來移工,還有紅綠色綫條描繪早期南來的華工,也有移工與赤裸上身的老爺爺一前一後並置的身影,以及他阿公的肖像。這才是他所謂的「當代身份認同危機」。不是只有這些移民/工面對身份認同的危機,還包括身為華裔後代的他。對顔振利而言,若要處理「我是誰」,就要一併看見「他者」,也就是移工,將其納入你所觀看的框架之中,這個社會才算是真正完整。

不只是Sharon Chin、顔振利試圖説明他們也鑲嵌在當代遷移史之中,其他參展的藝術工作者有的就是幫傭本身或是家屬。菲律賓多媒體藝術家Poklong Anading已故的媽媽曾在香港當幫傭,他重返媽媽曾在港拍照的實景,透過藝術補缺媽媽不在場的二十年。

 

 

Opening New Door:藝術介入重啓區域史詮釋

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工作者在《工餘》群展中,以不同身份和藝術形式,展現不同時代的移民/工和種族在公共空間和日常生活的勞動困境,以及他們的生活期待與欲望。同時,他們也試圖重新詮釋地緣政治的可能。

 

1970-1990年代初期,越南難民欲投靠周邊的亞洲國家如港馬等地卻四處碰壁。(攝影/黃良儒)

 

1970年代後期至90年代初期,越南經歷難民危機,周邊的亞洲國家成了投靠的棲身之所。然而,就像幾年前的羅興亞難民事件一樣,國家對於難民的態度粗暴無禮。當時香港和馬來西亞以治安為由,禁止越南難民入境工作,馬來西亞的比農島(Bidong Island)更是東南亞惡名昭彰的難民營之一。展覽中,智利籍藝術工作者Alfredo Jaar以大型創作訴説了這段歷史,忠實地記錄著當時香港面對「船民」危機時所展現的社會高度。

過去「進步的」東亞國家延續西方殖民的眼光,將「落後的」東南亞國家視「異族」,現場好幾件作品都在呼應這段歷史。最早可追溯至唐朝、明朝的史觀,依然延續至今,成為亞洲國家對待皮膚黝黑的外籍工人的態度,卻忘了自身族群也曾是華工、移民史的一部分。

Freya Chou提到,這次的展出作品是以勞工/移民輸出國為主,可是負責展覽的港馬卻是輸入國,所以觀衆可以嘗試從不同的面向來思考。橫跨多個時代和區域的作品,共同塑造當代遷移史的多種面貌,但他們是否可能翻轉我們習以為常的視角?

Sharon Chin在對話尾聲有所回應:「現實生活中的真實暴力,讓我們難以直視,但是,故事或藝術或許能夠打開另一種可能,讓我們慢慢學會承受這些不可承受之輕。我並不是說,我們要如何借此擺脫或減輕這些暴力。」

她認為,故事或藝術的敍述方式可以幫助我們鍛煉肌肉,讓我們逐漸得以承受、接納乃至看見這些被我們隱藏起來的他者。 「現代奴隸是馬來西亞歷史的一部分,我們必須找到一個方法接納他們。這是我們的歷史/故事,而不是發生在外頭的(新聞)事件。惟有學會承受和接納他們的故事,也是我們的故事,我們才有看見希望和行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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