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导@张溦紟
1980、90年代，马来西亚劳动市场出现至少两种趋势。首先，马来西亚于1984年制定移工政策，逐步开放各个领域引进大量外籍劳工。他们以更廉价、更恶劣的劳动条件等方式，取代了原本身处底层的本地劳工。如果传统认定的女工大量退场，马来西亚还有所谓的“底层女工”吗？她们是谁，身在何处？
我们还有底层女工吗？
雪兰莪女性之友创办人之一，爱琳夏维尔(Irene Xavier)说明，“许多劳工阶级女性，从过去传统制造业退场后，大多年长、低学历、不具备语言能力、也不懂得操作电脑或收银机。她们最终都只能到服务业，例如酒店、餐厅、医院、办公大楼、公寓等，去填补服务业的底层工作，从事清洁工或保安。这些工作低薪、长时间，是契约但又是长期固定的。”
其二，1970、80年代马来西亚经济起飞，金融业和服务业随著全球化蓬勃发展，企业讲求瘦身、战略性跨国分工，劳动形态弹性化。迄今，契约劳工、短期兼职、弹性外包、自由业者、外籍劳工等劳工形式开始到处可见。
这种雇佣方式不仅在私人界极为普遍，就连国营或官联企业，以及管理和分配公共资源的政府也不例外。许多政府单位都把底层的服务性工作，外包给私人公司，以致劳工权益的保障困难重重。
雪兰莪女性之友协会2年前曾经接过加影医院保安人员被欠薪的案例。“她们的雇主不是加影医院，而是外包的保安公司。”外包制对劳工权益造成的挑战在于，你每天在医院工作，但是医院不是你的雇主，而是不在现场的保安公司。
新劳动形态多变 组织劳工也需创意变通
劳动形态变化对劳工组织工作者而言也形成了新的挑战。过去，女工们挤拥在大大小小的工厂工作，在空间和人数上是相对容易辨认和组织她们的。如今，底层女工散落社会各个角落，劳工组织者要了解和组织她们如何可能？
“组织方式不像过去那样直截了当。你必须在午休或周五较长的休息时间，在医院人来人往的访客亭、楼梯底下窄小的休息室，或是附近的公园会面。你必须在短短的二十分钟内，示范给她们看雇主误算的薪资，取得信任后，说服她们在下班后到办公室继续讨论。”积极出席的女工从组织者处取得更多资讯后，就会拿著表格回去帮忙其他同事计算欠薪。加影医院保安人员利用了相同的方法，最终集体成功争取欠薪。
换言之，女工组织的方式也需要更多创意和弹性。有时候，爱琳夏维尔和伙伴们甚至和女工们坐在公园，陪她们午餐讨论工资或玩一些小游戏，培养信任关系，包括建立自信心和勇气。她说，“这的确会耗费比较长的时间，但并不代表不可能成功。”
对外籍劳工的猜忌
女工在职场上遇见另一个跟你从事同样工作的女工，未必能意识到她们同属一个群体。
“最近，在雪兰莪士毛月宁津城(Bandar Rinching)接触一班清洁女工。这群印裔女工并不识字，遭到严重的剥削。她们的同事都是印尼移工，也遇到相同的遭遇。”不过，跟很多本地人一样，她们对这些印尼移工充满偏见，认为这些移工跟土著一样，享有很多福利。“在我们还没有鼓励她们接触这些移工以前，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跟她们讨论。”
国籍身份在这种时候特别容易作祟，要如何消解本地劳工对于外籍劳工的种种猜忌？她说，“你有两个方法来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第一，外籍劳工在抵达马以前，预先付了一大笔人头税(levy)给马来西亚政府。所以，他们并不没有搭便车，而是付费、对制度有贡献的。反倒是我们的政府并非有提供任何服务和保障。”
第二，聘雇外籍劳工连带的社会成本是政府和雇主不愿提高最低薪资标准。目前最低薪资标准根本没办法让本地人有尊严地维持基本生活。“我们能够理解雇主只会关心他的工厂能不能赚钱，问题是政府有它需要扮演的角色。它要管理的是公共财，而不是依据雇主的意愿。”
那长远来看，这是否意味著我们需要降低对外籍劳工的依赖？爱琳夏维尔拒绝如此反问，她的思考起点，是最低薪资和一切劳工保障应该适用于所有劳工身上，不分你我。她认为唯有这样才能保障所有正在付出劳力的人，才能逼迫雇主开始认真思考，他们是否真的需要外籍劳工。
（下篇待续，明天全文刊登完毕）
参考资料：
1. 哈林.卡林、西蒂诺尔.哈密都亚（2006）。马来西亚大专院校学生运动的回顾：1967-1974学生运动纪实。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2. Mavic Cabrera Balleza(1999). Fighting an Uphill Battle: One on One with Irene Xavier, president of Sahabat Wanita. Women in Action(2: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