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文薈】詹杭倫:從華人私塾到傳教士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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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 东方文荟

最後更新 2018年12月15日 18时01分 • 評論: 詹杭倫

馬來半島的早期華教是從華人私塾到傳教士辦學,再到新式學校一路走來的,但華人私塾辦學的具體狀況一直隱藏在歷史的迷霧之中。鄭良樹教授曾經慨歎:「這些私塾,由於時代的幽邈,史籍缺乏記載,既不知設址何處,也不知老師姓名,更不知操作的詳細情況。」確實如鄭教授所說,中文史籍記載甚少。

有幸的是,筆者最近閱讀到一份由傳教士盧修斯(Lucius)撰寫的英文報告《馬六甲華人定居者的教育狀況》(State ofEducation among the Chinese Settlers inMalacca),這份文獻刊載在由傳教士威廉.米憐(William Milne)於1817年5月在馬六甲創辦的英文季刊《印中搜聞》(Indo-Chinese Gleaner)中,全文約5000字,由於篇幅限制,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刊載於《印中搜聞》第11期,1820年1月出版;第二部分刊載於《印中搜聞》第1 3期,1820年7月出版。

釐清歷史模糊認識

由於《印中搜聞》原件得之不易,加之原書印刷條件簡陋,許多字模糊不清;盧修斯的文章又分載兩處,所以鄭良樹教授聲明未見原書,而顏清湟教授在《新馬華人社會史》中,對該文也僅有浮光掠影式的徵引,且與原文記載有出入。致使研究新馬華教史的某些學者對新馬華教源起產生一些無謂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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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閱讀和翻譯盧修斯的《馬六甲華人定居者的教育狀況》一文,可以對1815年至1820年期間,馬六甲定居華人的私塾學校教育狀況有相當清晰的瞭解。盧修斯作為傳教士,他有改造華人學校以利於傳播基督福音的宗教使命和企圖,由此造成他對華人私塾學校的觀察、記述和批評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見,但正由於此,他的記述對於研究大馬華教早期發展史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可信度較高的珍貴文獻資料。仔細閱讀該文,可以釐清一些模糊認識:其一、顏清湟教授在《新馬華人社會史》寫道:「我們不必去考證新馬區的第一間中文學校是哪一間,但可以肯定的是,1815年前後,馬六甲已經有三間由基督新教士創辦的中文學校,是馬六甲而不是檳榔嶼首先開設中文學校的原因,並不是因為馬六甲有著較悠久的歷史或華人人口眾多,而是與基督教在東方的傳播有密切的關係。」這一說法容易讓人誤以為基督教創辦的中文學校在前而華人私塾在後,後來某些學者即將此認定新馬華教由教會學校起源,這其實是一種誤解。

次序不能顛倒

按照盧修斯文章的敘述,馬六甲華人私塾學校在前:「大約五年前(即1815年以前),馬六甲有8所中文學校,為來自福建的孩子而設,約有150名學生;另一所擁有10或12名學生,為來自廣東的孩子而設。」而傳教士辦的華人學校在後:「教會傳道團監管下的第一所學校於1815年在馬六甲開設,當時約有10至14名福建男孩參加。」「現在(1820年)馬六甲使團下有三間中文學校,一間是廣州籍學校,兩間是福建籍學校。」總之,先有私塾學校,後有教會學校,次序不能顛倒。

其二、鄭良樹教授曾指:「根據華族的文化傳統和思想習慣,只要哪個社區擁有一、二千名人口,就擁有為數可觀的幼童;只要哪個社區擁有為數可觀的幼童,就擁有私塾學堂。」

書蠹著《檳榔嶼開闢史》記載,1786年開闢檳榔嶼的英人萊特在1794年1月25日有一封致總督的函件報告:「華人最堪重視,男女老幼約計三千人。……隨所在皆有師傅教誨兒童,亦有遣送男兒回國求學者。」檳城華人達到3000人,而且「隨所在皆有師傅教誨兒童」,這說明檳城早有華人私塾存在。

針對私塾改造

馬六甲在1815年以前也開辦華人私塾學校,從學校的數量、學生的數量、入學的儀式、校內的祭壇、學校的財政、上課的時間、教學的模式、教材的內容等諸多因素來看,屬於中華傳統模式的正規私塾學校。這樣的學校從識字教育開始,逐步深入提高,以《三字經》、《四書》、《五經》為教材階梯,最終指向的目的是期望孩子考中科舉,做個好官,光宗耀祖。

其三、盧修斯指出,私塾學校有優勢,即教材具有經典性:「閱讀古典書籍也具有一些不容忽視的優點,因為它們包含了對中華民族歷史,風俗和觀點的非常頻繁的暗示,它被認為是最偉大的。」

但私塾學校也有多重弊端:一是學費昂貴,不利貧窮家庭子弟就讀;二是教學模式僵化,先朗讀背誦,然後才追求講解和理解;三是不分班級,老師一對一指導,缺乏激勵機制;四是老師教學態度粗暴,體罰學生,缺乏人道主義關懷。五是只教人文科目,不教算術,不利就業實用。

由傳教士監管的中文學校一方面借鑒華人私塾的辦學形式,另一方面則針對華人私塾學校做出改進,首先是延請福建籍、廣東籍的教師,其次是部分採用中國標準書籍為教科書,第三是採用分班名冊制度,加強管理,第四是增強地理、算術等實用學科;第五是勸說教師改進粗魯的教學方式,改用一些啟髮式教學方法。

其四、特別值得稱道的是,傳教士關注到馬六甲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多元種族並存的現實,在學校中推行馬來語翻譯、印度式學生自行監管的管理模式,並且讓貧窮的孩子在學校打工,獲得固定的報酬。

在上述改進基礎上,傳教士讓「孩子們每天都參加基督徒的崇拜,主管每週兩次向他們發送關於宗教和道德主題的論述;一些學生擁有相當豐富的基督教知識」。進入一種基督徒的生活模式,自覺與不自覺地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除了強制性傳授宗教信仰的弊端外,筆者認為傳教士監管的學校對於改進私塾學校、促進私塾學校逐步向新式學校過渡方面,起到相當大的積極作用。

實行中英並重

其五、傳教士監管學校早期以中文教育為主,逐步過渡到中英文並重。這在李亞東對馬六甲英華書院的介紹中說得非常清楚:「1818年11月11日,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在首任校長米憐的主持下舉行了奠基典禮。從馬禮遜(Robert Morrison)草擬的《英華書院計劃書》中,可知該校設立的目標:『本校實行雙軌教育制,既教授中文,也教授歐洲文學。一方面可讓來自歐洲的學生有機會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字,另一方面也可讓恆河以東的學生學習英文、歐洲文學和科學。所謂恆河以東的國家,包括中國、交趾支那、東馬來群島的華人聚居地、琉球地區、高麗和日本。』

其六、盧修斯聲稱,雖然其文章的敘述「主要著重在馬六甲建立的學校,但同樣原則的學校也在檳城,爪哇和新加坡建立起來」,他在此所指的當然是傳教士在檳城和新加坡建立的中文學校。不過,如前所述,傳教士監管的學校是借鑒和改進原有的華人私塾學校而成立的,既有傳教的目的,也有改進華人定居者中文教育的意義。

盧文提供的資料在客觀上可以證明,先有華人私塾學校,後有傳教士監管學校。在新馬早期華教史中,華人自辦的私塾中文學校、傳教士監管的中英文學校都應該佔有各自的一席之地。總之,在1815年前後,華人教育已在檳城、馬六甲、新加坡三地點燃新馬華教的星星之火,燎原之勢隨後形成,華教史冊熠熠生輝。

注:本文為2018年華教節特輯系列文章,由林連玉基金組稿。

詹杭倫

詹杭倫
南方大學學院 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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