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不平等是个古已有之的老大难课题，如早在2500年前，孔老夫子便有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今天则是既患寡，也患不均。这个老问题是否于今为烈？历史地看，1848年马克思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而1848-1870年代，英国以外的欧洲大陆，也掀起了此起彼伏的革命，这均突显出当前这个问题未必较前更烈。
在一定程度上，这个老问题也有其时尚性，如自2014年法国政治经济学者汤玛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发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以来，这个课题也火红起来，不少类似的作品陆续出现，如史迪格里兹（Joseph E. Stiglitz）《大鸿沟》（2015），连精英大聚会的世界经济论坛也把这课题列为重大课题。
其实联合国多年来便出台了“千禧年发展目标”，力言要大力减贫，如在10年内要把日均收入少过1美元的人口减少；联合国的发展目标也搞了几十年，可贫富差距并未显著减少，反而是威权中国较成功地使几亿人脱贫，成就令人侧目。
寡比均更重要
于此，也带出一个问题，就是不均与减贫孰重孰轻的事宜。毕竟，贫穷涉及了生老的问题，也只有较好地处理了极端贫穷，才可能谈到均与不均的课题。更何况，有钱没钱，有没饭或面包吃，更是走向自由的第一步。若连吃的问题都没法解决，还谈什么均与不均。易言之，寡比均更重要。当然也得看到寡或均与不均，是个程度与层面的事宜，也就是在哪一方面，少在什么程度或不均到什么程度。
在当代经济学，它也有赤贫与相对贫穷之分，赤贫或绝对贫穷，是指连基本的食衣住行这些基本需求也不足，而相对贫穷则是指比较性的。在发达国的所谓穷人也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的中产。同理，在大马，穷人与低收入（如低端40％B40）是不同的概念。穷户的月均收入少过1000令吉，而低收入户则是不到3000令吉。
当前的大马，穷户已低于1％（只有0.4％）。当然，有关穷户定义本身也有争议。只是，在大马穷户也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与其他福利。
大体上言，均与不均有一定的主观性，也很难有一个要均或不均到什么程度才是合乎理想的水平。只能说，极端的均与不均，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极端的均，如共产主义，可能在长期产生均贫的后果，因有干没干一个样，大家均没有干劲。可过度不均，又可能引发政治社会不安，甚至革命。
税收是富争议课题
从经济角度看，一般认为，过度不均若是长期的，那将不利经济增长；也不利经衰退的变化。因为财富过度集中于少数人，会减少社会整体的购买力，进而缺乏需求，纯化增长。只是，也有一种看法认为，一个穷国若想脱贫致富得经历一个时期的资本集中使用阶段，以便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注重消费。这是一种先苦后甜的理论。
在当代，穷与不均还得从不同的层次来看，如全球与区域范围内的穷与不均。如《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便提到，资本的回酬通常高于经济增长，若要真正解决不均问题，还得从全球范围著手。如全球范围内实施同一的资本税，让资本家不论到哪里都得支付同样的税率，堵住其投机选择。
只是这说易行难。别说是区域或全球范围，即便是在同一国度，税收也是个富争议课题，且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立场与政策，如在二次战后，全球流行高公司与个人所得税，可1980年代后，又流行减税。在全球化的压力下，多数国家也被逼走竞争性减税政策，进而加剧了贫富差距。
就一国范围内来说，均与不均，又可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成人间结果的平或不平等，另一个则是孩童间的机会平等或不平等。有人甚至提出机会平等指数。均或不均应从结果或机会著手，见仁见智。一般来说，让机会平等会较少争议，而让结果平等则较多争议。
这是因为，不同人有不同的价值观与能力，且市场对不同类型的工作给予不同的回酬，进而言之，还涉及了运气与人脉的事宜，故结果的平等不易得到共识。
至于机会平等， 也只是程度的事宜，因为这也是难以强求一致的，而只能用政府的力量加以缓和，如政府应尽可能让处于不利环境的家庭，特别是小孩尽可能平等的受教育与培训的机会，希望他们能有一艺一技在身，可据此加速社会流动，而不至于一生下来便被固定在一个贫困的处境而不得翻身。
积极福利带来双赢
重视较平等的机会，特别是孩童的受教育与培训机会，是较合乎多数人常识理性的对策，也是种积极性福利。福利或社会援助有消极与积极的区别。消极福利著重缓和不平等与穷人的生活压力，而积极福利著重授之以渔（技能）而非授之以鱼（实物）。实物用了就没，援助也没完没了，甚至会使受助人产生依赖，成了失去上进心与能力的依存者。
积极的福利，是双赢思路，不但可使受助人自力更生，更可对社会做出积极贡献回馈社会。因为有一技之长的人不但可自助，也因收入增加而成为有效纳税人，为政府提供收入，让政府有更多收入来实施积极福利提高全民的人口素质、生产与经济层次。
因此，从己利利人，社会稳定与国富民强的角度看，积极福利是种正能量，不但可缓和社会矛盾，还可把社会的整体潜能引发出来，全体向前向上迈进，而消极福利则可能使社会走向沉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