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之难，一言难尽。随随便便，自然可以得过且过，含混过关。但是，读者细读，总要困惑：与其这样，还不如参考原著。刚刚出街的《卡巴星：日落洞之虎》（吉隆坡：海滨；2016）中译本，虽然不致如此，造句之耐人寻味，仍是太多太多。
当中的闪失，一部分固然确是这个蒂姆·多诺霍（Tim Donoghue）原文的晦涩所造成。然则，不少的舛误和疏失，恐怕也是知识和常识使然。书后扉页的〈作者简介〉，说本书的发布会由“行动党忠实党员林吉祥推介”，正是佐证之一。
显然的是，本书的译者本身，似乎并不熟悉林吉祥在党独有的江湖地位，而仅仅冠之以“行动党忠实党员”。至于一手建党主席曾敏兴医生，书里则称作“资深民主行动党领袖”（页128），仿佛资深的是党，而不是曾医生了。
竟然不识白瑞真
同样，提起一生投身民权运动的柯嘉逊博士，则遵照英文的Chinese educationalist，译之以“华文教育家”（页156）。但是，到底谁会这样介绍柯博士呢？
犹为不解，是高庭大法官PehSweeChin之大名也借用英文（页146、148、161）。纵然我们不知当年白氏公会成立，系由时任最高法院法官的白瑞真监誓，也该从eresources.nlb.gov.sg的旧剪报找到相应资料，何以舍中文而不用？
要知道大法官白瑞真，不是等闲人物。家世显赫，为霹闽籍侨领白成根令三公子：早岁入读育才，1957年留英毕业，翌年执业。除了批给卡巴星人身保护令，轰动国际社会的亚洲稀土案，也正是交白法官承审。有何理由只知PehSweeChin呢？
同样，主审卡巴星遭到投诉的法官Ong Hock Sim，曾任国家律政司的王福森，出自名门，系太平富商王合令公子，大法官王福泰令弟；1913年生，1922年考获英女皇奖学金第一名，赴剑桥深造。
回国之后，1956年起他先后任职联邦律师、副检察司、州法律顾问。1965年7月10日王福森和前律师公会主席杨世谋、（后来出任法院院长的）拉惹阿兹兰同时受委法官之职。1978年临退休前不幸病逝，享年64岁。可惜，中译懵然不知。
附加备注显累赘
而且，部分译名，和本地援用的规范，大相迳庭。举例言之，Tuanku Bongsu Putra，写作东姑幼王（页127）；巫师Mona Fandey，译为莫娜·范黛。（页134）诸如此类，还有很多。
咄咄怪闻，自是1984年三宝山非法游行被控的那一系列名单，据说姓名无法核实云云，一律英文照抄。但是，亚罗士打被捕的18位党员，其实可以见诸行动党的《挽救三宝山漫画集》（页53）：
Ang Keak Ooi，洪吉为；Ang Teik Hee，洪德喜；Beh Hock Lim，高福霖；Han Young Heng，韩扬兴；Lee Chuan Sam，李泉山；Lee Hock Seng，李福星；Lee Kwei Heng，李振兴（待查）；Lee Tek Heng，李则兴（待查）；Lim Kean Puel，林建彪；Lim Lye Huat，林来发；Lim Peng Guan，林灼延；Loh Seng Keang，罗顺坚；Ngooi Ah Fatt，魏仁发；Oon Teik Chow，温德秋；Teh Lai Yu，郑来幼；Teow Yong Chow，张咏朝；Then Kuek Leong，郑国良；Yan Sing Lai，姚新来。
翻译各党之名，则多处反复注明，例如，提到民主行动党，则言：“（简称行动党，DAP）”（页11，22，60，92，117，128，145，265，277）。世人皆知的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则也以英文加注“（LeeKuanYew）”（页42，267）卡巴星的家人，译者也是这样处理。
几乎每一章节，都在中译行文之后，一再附加英文备注明细。累赘之多，连篇累牍，举目皆是。用意毕竟何在，思之不明；不知何故：
夫人古蜜柯（页19，278，298）佳日星（页19，49，146、251，278，298）、哥宾星（页19，50，146、251，266，278，286，298）、蓝卡巴星（页15，146、254，278，292，296，298）、珊吉柯（页19，146、269，278，291，294，298）。
除此之外，本书的不足，在于诸如“作眼神上的交流”（页155）的欧化句子，比比皆是。篇章之中，“被”字开头的，就有两篇：第一章〈被遗忘的贫困〉（页24），第11章〈被通缉〉（页193）。
多句翻译扭曲原意
“进行”式的，则有“卡巴星从来不低调进行任何事情”（页12）、“在钱伯斯和巴罗尔定于1985年12月17日进行上诉审讯前”（页174）、“他承认他到安华的牢房进行探视时”（页253）、“古蜜柯还在家中开心地为女儿珊吉柯的婚礼进行布置”（页270）
安华之千古奇案，译笔所写，也是如此“进行”到底的：“（1999年的）两年后，同样的录影带风波再度发生……反对党领袖安华与一名女性正在进行苟且之事。”（页123）
撇开这点不论，此处文中时间点所指的“两年后”，细查之下，当能觉察，其实有误。英文原句，乃是in the past two years。结果，前文和后文，也就不能相互呼应了。
到了谢辞之中，原文所写的I also relied heavily 和 indebted to则译作“我也非常依赖……”（页297）；推敲原意，作者要表达的，想必不是依赖，而是得益良多的意思。读到这里，译笔之怪异，当可因此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