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两个经济学，也是今天世界最通行的经济学，大体上微观与宏观两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主要从企业与消费者为研究对象，而宏观经济学则以整体的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如一国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收入的变化，及京业通膨、经济增长、经济周期波动等。
宏观经济学这名词，最早在1933年由一位挪威经济学家提出，惟具体内容具见之于英国经济学家凯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率与货币通论》一书（通常简称为通论General Theory ）。可见，这是一门颇新的学科。在1890年代之前，今天所谓的经济学一般称为政治经济学。1890年代才被正式称为经济学。
实际上，经济学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可以说是种因势而生的学科。因为在1929-1932年由美国引发的世界性大萧条前的经济学（称为古典经济学）偏重市场作用，强调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也认为市场是均衡的，政府不必多管闻事介入市场。
可大萧条惨状逼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传统智慧。凯因斯便是在这种形势下提出了反传统的经济理论与政策主张。学界一般称之为凯因斯革命。这个理论认为古典经济学的和谐均衡，自我调节假设是无效率的，举债反其道而行之，由政府大力介入市场，进行宏观调控。
其核心观点是，从需求面出发（传统经济学则从供给面出发），认为市场出现需求不足时，政府应大力介入市场，甚至大手大脚花钱以刺激经济复苏，如1930年的大萧条实况。伸言之，政府坐视不管，任由市场自我清理与自我修复是不智的，也无必要。
政府若手头没有足够的钱来振兴经济，不妨透支大手大脚花钱来振兴经济。实则，早在1920年代与1930年代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墨索里尼与前苏联的史大林已采取这替超支手段。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上任后，也有样学样，用超支手段来复苏经济。
可以说，凯因斯在1936年出版的《通论》为这种非传统的做法提供了理论基础。从历史角度看，这是种实践先于理论的现象，是一种因势立论。一种特定时代的产品。
二战后，这种政府干预论便成了世界性的典范，以致有人说凯因斯是资本主义的救世主，可吊诡的是也有人认为，他是左派经济学家，也是正当化福利国政策的理论提供者。
凯因斯主义开始受挑战
从二次战后至1960年代，这个凯因斯主义可说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一直到1970年代出现高失业与高通膨并存的吊诡现象后，这个占支配地位的理论才备受挑战。其中，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派）等较主要的反凯因斯主义学派。
这些学派认为，美英等发达国会出现严重的滞胀（Stagflation）主因在于政府长期介入市场及债务长期堆积起来的后果。1971年美国拒绝接受外流美元可兑换回美国持有的黄金或1973年的石油震荡只不过是触发与加据滞胀的因素。也有人认为主因在于缺乏具有广乏带动力的创新，如蒸气机与电力所带动的经济发展。
后果便是动摇了凯因斯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1980年代开始，风行全球的反敳因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便是实例。马哈迪在1980年代推动私营化便是受这思潮影响。当然，大马自1971年出台新经济政策搞得国家国贫民穷，也是激起老马搞民营化的客观因素。
可以说，一种思潮能否风行，多具有势理情三方面的综合作用，如社会主义的兴衰。
只是凡是过犹如不及，不论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凯因斯主义或新自由主义，若走到极端，就难免出现物极必反的反动。19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1997-98年东亚金融货币危机或2001年美国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均是实例。
次贷危机爆发
20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美国央行（联储局）走低利率政策，本有助于振兴经济，可低利率政策一旦长期化，就难免引起金钱游戏，赌场资本主义类的歪风。2008年美国的次贷风暴便可以说是放任市场与低利率长期化的后果。
次贷危机爆发，美国对策是用非传统的货币政策来救市与救经济。这是因为当代经济学家认识到，1930年代的大萧条会旷日持久，主因在于当时的人受到时代与传统平衡预算及黄金本位思想的束缚，不敢大手大脚花钱救市，以致任由情况恶化。据此，新任美联储局长便开出量化宽松（QE）的非常规手段，大量印钞与降低利率救市救经济。
从事后之明的角度看，第一轮的量化应是必要的，可防止市场崩溃与系统性危机，可第二轮有否必要则有争议，至于第3与第4轮量宽就引起了不少批评，认为弊多于利。
从国际经济与金融的角度看，美元泛滥及零利率政策使许多多馀美元大量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如印度、印尼、土耳其、巴西、阿根廷、大马等。在2010-2014年期间，新兴市场如大马便出现了大量热钱净流入现象，从而刺激了股市与房地产等资产升值现象；
可当2014年底美国收回量宽时，这些投机性的热钱，又大量快速净流出，进而使许多新兴市场出现外币荒，特别是美元荒，连新加坡也不能免。其后果便是本币大幅贬值，金融与经济陷入危机，特别是土耳其、阿根廷等国。
之所以，超低利率与量宽使不少投机者或金融机构大肆借贷，特别是金融机构因存款大增（非居民存款）而大肆扩大信贷，非理性地提高了新兴市场的资产价格，特别是特定地点的房地产，进而致成了劫贫济富的现象，使许多人更难买到可负担房屋，热钱快速退出又使资本价格爆跌，使不少投资或投机者套牢。
投机风，其实也打击了实体经济（如不少本来搞实业的企业，也转行进入房地产）与工作伦理，助长快速致富心理，败坏了社会风气。此外，许多新兴市场的总债务也急速增加，如在2008年，平均而言新兴市场的非金融部门的债务（公债、企业债与家债）便从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约120％，剧升到2019年的188％。2019年大马的公债、企业债和家庭债加总起来约占GDP的240％之高，高于新兴市场的平均数。
有道是急则治标，缓则治本（中医用语）在危机时，量宽虽可救一时之急，可毕竟不是治本之道。治本之道在于充实实体经济而非放纵投机之风，非常规货币政策虽可在美国制止了系统性危机，可其长期化又可能引来另一轮的非理性荣景，从而引来又一轮的金融与经济危机，甚至是迟早会引来高通膨。
若发达国特别是美国又因高通膨而搞利率正常化，会占又在新兴市场引发另一轮程度不一的危机，这就要看个别国家对此有没事前的对策与防范。
这是个经济全球化，金融也全球化的时代，而科技的进步与金融创新又深化了不同国家间相互依存与影响。因此，金融安全也已成了国家全面安全的一个重要部份。金融自由化与全球化是福是祸，就看各别国家的对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