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上篇《上善若水：流动的身份和家乡》，本文再论我的两个家乡，我将之分别称为祖辈原乡——彭亨关丹，以及我的学术故乡——雪兰莪加影。
先谈关丹，那是我在新加坡出生之后，度过襁褓时期的地方。由于父母在新加坡白手起家，我和哥哥都有被外公外婆照顾的经验。他们照顾哥哥的时间只有几个月，照顾我的时间却长达三年，直到我上幼儿园为止。或许这就是我长大后一直和公公婆婆关系亲密的原因。
公公婆婆自我出生的千禧年起，就一直在关丹花园小贩中心做“包公包婆”——卖包子、点心、糯米鸡和烧包等。说到包子行业，蔡兆臻曾在陈利良主编《承传福州精神：福州人垦殖实兆远100周年纪念》的〈论福州精神〉一文中，列举了实兆远福州人“摸石头过河” 打拼出来的各种新兴行业，其中包子行业几乎垄断全马大城市的包子市场，我的很多亲戚都曾经从事此行业。
从小，我就被婆婆抱在怀里，到小贩中心一起卖包。当然，我的记忆无法追溯到那段时期，这是和他们一起做生意二十多年的虾面老板娘和面粉糕老板娘告诉我的。我只记得，小时候婆婆经常牵著我的手腕过马路，我每次回乡见到婆婆，都会冲向前去，双手抱紧她瘦长的腿，她总爱摸我的头。在模糊的印象中，是舅舅驾车载我离开关丹回到新山，那时我哭得呼天抢地，想必婆婆也非常舍不得。想到这里，当年的离别愁绪仿佛再上心头，不禁泪流满面，不能自已。
直到现在，婆婆一直是最疼我的人，或许是爱屋及乌吧，这让我对关丹产生非常深厚的感情。学会驾车之后，我终于能够自个儿探索这个家乡，对关丹老街的建筑和传统行业十分好奇，甚至还去过离关丹不远的林明几次，想研究关于关丹和林明的历史，因而跑了几次国家档案馆寻觅为数不多的资料。
对我而言，若一个人深爱他的家乡，很大可能会想要留下来，为家乡贡献些力量。当我愿意埋首枯燥的档案，尝试理清关丹历史时，我才惊觉自己已经将这个东海岸边城视为自己的家乡。这份地方认同感，或许还得归功于我的学术故乡——加影。
加影，可说是我受启蒙的地方。无论是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的层面，我都深受这个距离吉隆坡不到一小时车程的二线城市熏陶。还记得第14届大选时，我还未满21岁无法投票，只能在停电的新纪元大学学院宿舍，熬夜等待谁入住布城的消息。那时婆婆千叮万嘱，让我准备好乾粮，一定不能走出校园，她担心反对党胜利以后，随时都会重演五一三冲突。
思想蜕变
那时的我自然听话，只是在电话上看见满城蓝眼旗帜的照片，第二天走在加影街上，虽有国家焕然一新的感觉，却没什么真实的情绪，只是隐然觉得国家有希望了。从2018年5月到2021年12月，我都住在免费的新纪元宿舍，从校园步行不远就有KTM火车和MRT地铁站，因此我经常往吉隆坡跑，对茨厂街和加影老街一带了如指掌，却对新山和关丹老街认识不多。
雪隆毕竟是全国和国际精英荟萃之地，我不仅受益于华社的恩惠，获得学杂费和住宿费全免奖学金，还能有许多自由时间，在雪隆各地参加各种读书会和讲座。老实说，我的思想在大学前后的变化非常大。这点可从我不同时期购买的书籍窥见一斑。
大学前，我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深感兴趣，上大学之前还特地到了大众书局购买唐诗宋词，到月树时也买了二手的历代文选，之所以报读中文系也是因为深爱文学。大学毕业后，我反而像“半路出家”的中文人，对媒体、教育、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等都感兴趣，倒是将文学初恋藏在心底了。
2019年6月，我参加了林顺忠先生全额赞助的马港文化交流，为期一星期的香港文化之旅，反而给了我政治和社会意识的启蒙，从此关注和参与学生及社会运动，生活和学术兴趣因而大变。因毕业论文和实习单位都跟本土华人历史有关，我又对文史工作产生浓厚兴趣，毕业后也投身此领域耕耘。
如今已工作两年有馀，回顾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人生历程，常会想一些假设性的“如果”一旦发生，可能整个人生轨迹都会变化。如果我们一家留在新加坡上学和工作，很大可能不会说华语，我更加不可能会说福州话，也就几乎断绝和婆婆沟通的语言管道。如果我不是选择在加影新纪元读中文系，而是随机另一个大学另一个科系，或许今天的我也会是完全不一样的马俊泓。
历史没有如果，但我相信人具有主体性，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影响未来的走向。我一直都不太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因此在选择科系和工作的时候，只能告诉自己：不要做出会让自己后悔的选择，聆听内心的声音。前路漫漫，只有往回看，才能看到史蒂夫乔布斯所说的，以前经历的生命的点，一一都串联了起来，成就了今天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