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界尤其是美国学者对于东南亚冷战研究，常年关注的议题是越南战争，作为西方国家介入东南亚地区外交以及军事干预的经典案例分析。除此之外的其他一些事件，如关切到我国的马来西亚联合邦的成立（MALAYSIA，1963-1965）；以及随后发生的苏卡诺（Sukarno）高举反帝国主义，反新殖民主义的对抗运动以及军事行动，都没有获得学者的普遍关注。马来西亚与印尼在1966年恢复了两国外交关系，标示著马印对抗的结束。但是发生在1965年的印尼930运动以及刚加入马来西亚不到几个月就在1965年8月分家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计划”的原初构想也划上了句点。这两起事件对于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当地的政治经济的影响动荡一直延续到今天。
新马从联合到分家
三国之间后来的经济发展速度不一，彼此差距甚大，虽然是近邻但总有远亲的疏离。晚近的印尼劳工滞留、女佣的待遇及虐待案海军扣押马来西亚渔船，新马两国的水供议题等纠纷不断。而且每次遇到类似的外交事件，我们总看到政治人物恶言相向，叫嚣不断。彼此之间的猜忌嫉恨或许可以从这段冷战时期中新马之间从联合到分家，马印对抗的军事冲突交恶找到解释的根源。
我自从开始研究东南亚冷战，外交关系以及中国革命输出的议题之后，有个奇怪的观感。历史记忆应该是对个人有意义，而国家作为一个概念的构想体，不应该拥有意志及记忆，是人这个行为者才有意志及记忆。所以我以前假设时间是个直线前进，新生代的诞生就意味著旧时代的遗忘，没有所谓的丢不丢掉历史包袱，因为对于新时代而言，这些都不存在。虽然我知道这个假设是危险的。因为这将可能会重蹈覆辙，但是也有可能不会。因为外交事件的变化与当下的处境有关，而当今世界的变化与二战后的世界局势以及各国的历史条件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对照过去的经验，似乎不是个寻找解决出路的办法。或许遗忘以及新开始是处理议题的转机。因为我们大家都在行驶在一条未知的路上。
我这点关于历史的思考以及思辨丝毫是无法在历史学家以及历史哲学家的论述中站住脚。国家虽然不存在记忆，但是个人却对国家有记忆，而这就涉及到“国史”了，正史的记述以及大量的野史。
发生在60年代的这段东南亚冷战中的纠葛，至今依旧影响著几国领导人定位彼此的国际关系以及处理外交纠纷的手段。
重温这段历史，解读这些事件的发端，决策过程的考量以及当时大国之间的博弈，总会让我时空错乱，古今不分。因为占据在国家之间的往往不是新仇而是旧恨的加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