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仙崇拜，多流传于中国华北地区，江南一带鲜少听闻。南方以南的我国更是无狐之祟也。热带丛林密集，南马有与虎相关的洪仙大帝，惊蛰拜虎爷和大小人的习俗更是流传至今。动物神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亦是信仰构成的基底。
我读康笑菲《说狐——乡野杂谈、文人逸事与历史中的狐狸》（The Cult of Fox：Power,Gender and Popular Religionin Late Imperialand Modern China），十分有兴味地读著狐狸如何与淫祀、财富、魅惑、密教产生联系。在官方“除魅”的道德力量下，“善变”的狐仙信仰充满暧昧的意涵，充分展现边缘力量的多样性。
是的，有“边缘”就必有“中心”，力量所控制的目光无非是游移的凝视。
信仰由人塑造，灵活度相对大的民间信仰更是管窥人类需求与欲望的切入点。北有狐仙南有五通，两者都与性和财富相关。Richardvon Glahn提到中国的五通神信仰的构成和十六世纪多变的经济状况相关，经济状况渐趋稳定之时，五通神的喜怒无常之性情也随之消失；同样的情况是台湾的阴神“十八王公”，Robert Weller说此信仰孕育自充满致富机会的当代台湾。
对比被构筑的“官方信仰”，能动性较大的“私人信仰”随社会境况变动的情况更为明显，成为协商利益、调和秩序、道德控制的重要文化脉动。学界关于女神、邪神等边缘性神祇的研究透露了信仰成型及精英与地方阶层试图操控利益的机制。
诠释女性争取利益
康笑菲指出，狐仙的“边缘性力量”常常诠释著家族内女性争取自身利益的情况。性别作为边缘性力量之重要体现，常常威胁著父权正统的社会秩序。道德感较高的地方精英及世人阶级，往往通过“摆布”信仰的情况，或禁毁、或标为“淫祀”，而试图整合社会秩序，亦为自己谋得道德话语权。狐仙与巫和女性性别力量相关，在被官方与民间记录中常常寓意歧出。
有趣的是，“狐”与女性相关的暧昧意涵常常是由男性建构的，带有性意味的性别偏差亦是“被建构”后的成果，而女性大多不自知，并参与在此建构中。这大抵是关注性别研究者永远无法回避的问题：语言建制及文化建制本身，多是性别霸权；霸权之所以能成为霸权，往往涉及两性的参与。
京都稻荷神社香火鼎盛，入口耸立两只大狐狸石雕英姿飒爽。稻荷神社门口摊子卖著烤麻雀和豆皮寿司，都是向狐狸致敬所衍生的商机。性别暧昧的狐仙意涵，似乎只在道德感相对浓烈的区域被强调、被实践，进而不断再生产。在乐于信仰展现其多元旁支的区域，多面向的人类关系与选择互相沟通，不时让人会心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