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应该由市场主导？国家主导？国家主导为主，市场为辅？抑或是以外资为主，还是以内资为主，向来颇有争议，也难有定论；因为，不同主张者，均可各引各的例证。
就大马来说，在1961-70年间，主要是走市场为主，政府为辅的发展路线。之所以，走这种路线，与我国独立的方式有关，即政治的独立，不会严重损及英殖民者的经济利益，且巫华族之间，也存在著一种华人主导经济，巫族主导政治的默契。反映在经济政策上的是，基本上延续了殖民时期的经济型态。
与此同时，政府也搞一些温和的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进口替代型工业化，也就是在本国生产一些基本的日常消费品，以替代进口，及一些农业多元化。
只是，由于这期间，工商业依然以外资为主导，且市场容量不大，故其效果并不显著。这期间的年均增长率则为5.2%，属于差强人意的程度。
进入1970年代后，则出现了政策大转弯，由市场主导转为政府主导；其中，又以政府设立大量的公共企业为其突显特征。其目的，则在于预期在1990年实现上市公司中，土著占30%股权，外资占30%与非土著占40%的百分比。1975年还出台了《产业协调法令》（ICA），规定资本额超过10万令吉或雇用员工超过25名者，得按规定雇用一定比例的土著及让出30%股权给土著。1981年马哈迪上台执政后，还大搞重工业化。
从1971-80年，年均增长率为8.3%，而1980-1990年则为6%。在1971-90年这期间，民间企业受到了抑制，而公共企业也如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效率低且亏损累累，以至联邦政府欠了一屁股债。如在1980年代中期，总债务甚至高达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0%！这还是在有油气收入情况下，发生的债务推动型发展。这期间，失业率也节节上升，以至许多华人青年得到国外寻找出路。一个得天独厚的国家，其人民还得到国外找出路，确也是个够反常的现象。
在高债务的压力下，马哈迪政权终于为形势所逼，对新经济政策（NEP）做出调整，甚至大搞民营化，而大马的民营化，则具有输送利益到私人口袋的现象，以至有人说，NEP致成了一个由政、官、军、贵族与宗教精英组成的分配联盟。
大马公司缺竞争力
在1960-80年代，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以及香港等经济起飞的黄金30年，大马很明显地被台韩后来居上，是个值得深思的课题。日韩等虽然也搞诸如日本大宝号（JapanIncorporated）或韩国大宝号的政策，政府也引导企业的发展方向；只是，它的主力却是民营企业，甚至是家族企业，可大马却是走公共企业的路线。
与大马比较，日台韩的产业政策有一个扶强的倾向，也就是让有能者出头，且让它们之间展开适度的竞争，如汽车工业，让它们在国内站稳脚跟与培养足够实力后，要它们冲出国门攻城略地。大马的政策则是，有意无意地抑强，让民间有能力的企业难出头，或让其自生自灭。其结果就是，大马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与公司，特别是缺乏科技新贵。只要看到大马的百强企业中，有几家是新兴科技新贵便可一叶知秋。
注重外资轻视内资
除了具有私人口袋化的私“盈”化外，1980年代后期，大马经济发展还具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重外资、轻内资。外资享有各种政策优惠，而内部民间企业则受到各种限制，特别是土著股权方面。其结果是与日台韩相较，日台韩的发展主力是内资，而大马则是外资。这是重外轻内的必然后果，何以会出现抑强与重外轻内的政策偏差？
我想，一个主因是，掌权精英具有一种“族际输赢论”的零和博弈观（Zero-Sum-Game）。也就是，以为一族的长，是另一种的消，故宁愿让肥水流入他人田，特别是日资。有道是思路决定出路，格局决定结局，只要不去除这种要不得的此消彼长思路与“百分比心态”，这个国家就只能安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水平。
进而言之，若不能打破坐享其成的分配联盟猖狂的权力寻租活动，也难有所突破；因为，全球化与区域化是个著重实利、实力、效率与竞争力的进程。若一个经济体内有太多不事生产，专事“干捞”的阶层，自也会削弱这个国家的竞争力与创新能力，而没有创新创业创富，这个国家又如何自强不息？
政策抑强不扶强，思维定式卡在“族群输赢论”，甚至于有著肥水宁流外人田的要不得思想，外加上只注重不劳而获的寻租阶层，这个国家的经济怎么可能转型升级成功？结果就只能打空转，原地踏步。可是，世界不会因我们原地踏步而停摆！
大马要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化与区域化中，避免进一步被边缘化，必须塑造有效的经营环境与有效的竞争，以便让有能的内资能有公平合理的环境去创新、创业、创富，进而为国人创造就业机会，也为国库提供收入。
大马本有很好的条件，只惜被自己糟蹋了，亡羊补牢，虽然为时已晚，也得进行改革迎新。尽管改革是个利益调整的过程，也会引发既得利益者的反弹，可早改毕竟比晚改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