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既然变态往往形成常态,那么偶然也就渐渐变成必然。每年一度的财政预算案,总是这样,翌年不久总要另外提呈附加供应法案,追加不足之数。可见当初各个部门的预算,其实纯属应急的流水账作业,交了就算。
举例言之,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阿旺阿迪的〈2011年附加供应法案〉,向国库多要131亿8671万3000令吉。为了应付砂拉越州选举的治安,内政部当年也需额外的3000万令吉拨款。
2012年,18部门机构,一起追加137亿9534万5000令吉的支出。2013年的〈2013年附加供应法案〉一读,也一口气追索了另一笔不可思议的天文数字,高达121亿7117万1358令吉的额外开支。
2014年,5个政府部门一共追讨总数41亿1210万7000令吉。2015年,还是钱不够用。《东方日报》报道财政部副部长蔡智勇开口,另外追加总额59亿9213万2400令吉的额外开销。
诸如此类,罄竹难书;总之,前后五年所累积的,纳税人需支出了接近500亿的银两。平均地说,每年都多要了100亿的令吉。眼下砂州大选就在眼前,明年此时,想必部长还是不得不在事后设法补票。
何况,因为马币陆续贬值,外交部不得不为此申请1亿3232万5125令吉,资助驻各国的大使馆,以及外交部的海外经费。参考旧案,当下币值跌到空前的尴尬,想必也将拖累了早前的编算。
一再重蹈覆辙,寅吃卯粮之后,原是本年的开销,唯有用作填补去岁的支出。那么,今年最终所剩下的配额,还有几许呢?经年累月,国家自然是捉襟见肘,人人如坐针毡。
可惜,国家行政的机关,从来没有从中吸取教训,而是兜兜转转。借用《清史稿》卷十九〈宣宗本纪三〉的话说,正是“国步之濒,肇端于此”。治国如此,也就难怪国债高筑,市场举目满目疮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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