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虽然对国家的大小事非常苛刻，经常埋怨、嘲讽、批判，同时羡慕他国的进步，甚至表现出“可疑”的认同倾向。然而，这些人的身体却非常诚实，一直都留在国内，舍不得离开（或离开不了）。相对而言，某些人对国家的各方面几乎沉默是金，乃至赞不绝口，但却不声不响地就带著资金或专业知识移民到了国外，或者有计划地把孩子一个个送到国外定居。
当然，现代社会根本不用过于苛求人与一国、一地的关系，任何人于理论上、理想上都该享有“寻找更绿的草地”的选择权（当然要尽量通过合法程序）。也有人身体虽然移民了，但精神上却还保留著对出生地的想念，乃至认同，即便过了几代，还是有一定的“祖国的记忆和想像”。总之，只要不涉及证据确凿的“反国家”之举，为何要对有关选择和想像那么在意呢？
质言之，实在不明白为何某些人总是要拿放大镜来检视个人偶尔“暴露”的认同倾向，只要稍觉得其不够“政治正确”（尤其“爱国”），就板起脸来严正斥责，或大肆渲染，好像灾难即临。
别让民主沦围剿工具
殊不知，人总是复杂的个体，就算认同倾向看似“乖离正途”，但可能同时也是兢兢业业、奉公守法的单纯好公民，甚至还热心为国家、为社群做出大量贡献。任何一个理性的社会，应该不会无视实际、有效的行为，反而去拿相对缥缈的认同感大作文章。
说实话，诚所谓有容乃大，不仅个人，国家更应当如此，若掌权者成日斤斤计较于个人脑袋中的精神世界，对之戒备森严、日审月查，甚至鼓励人民相互监督、举报、纠正，那恐怕就会重蹈极权国家如纳粹德国、共产苏联、文革中国、红色高棉那样的覆辙了。
西方世界的一些国家也曾犯过如此错误，如麦卡锡主义时期的美国，结果把政治和社会搞到天翻地覆，惟好在因民主基础够厚而得以悬崖勒马。
职是之故，大体上个人主义成熟的西方民主社会不会太在意个人如何认同，包括认不认同“祖国”——只要有关个人不要误入任何形态的极端主义行径。即便看似绝对“正确”的爱国主义，西方社会也会对之有所防范，而非不假思索地赞扬之、拥抱之。毕竟在美国，最“爱国”者，可能是3K党人或激进民兵组织，而在德国，最“爱国”的则可能是新纳粹主义分子。
简言之，对治极权主义的最佳药方，还是成熟的个人主义，而非单单只是民主机制。像本国这样个人主义不够成熟的社会，民主反而时不时沦为培植、煽动、豢养民粹极权和极政的工具，用来指摘、追讨、围剿貌似“不够正确”的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