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到二十一二岁正好是人生最有活力的阶段，这个人生阶段刚刚完成基础教育，正对未来充满期待和干劲，人生也正好处于各种可能的时候，大学提供了接触专业领域的专家博士的机会。透过跟专家的学习以及来自不同地方、背景各异的同侪互动，一起上课、分组作业，从中激荡出各种火花，从而将自己的视野扩大，建立一个更大更宏伟的世界观，这就是大学生活的核心。
说白了，大学其实就是提供了年轻人探索各种可能，以及体验各种生活经验的地方。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在网络发展以及人工智能被开发利用的今天，各地顶级大学无不思考如何网罗最好、最有潜力的学生和专家学者，这种对于优秀人才的争夺情况是全球的现象。
反观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仍然陷在过去那种纯粹看多少科成绩优异、多少个A来选才，而跟选才没有太多关系的大学固打制更是每年周期性必吵的课题，在这些纷纷扰扰的口水当中，我们又错过了多少的优秀学生？更别说在这个人才流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国内的校园政治又使得多少优秀专家学者远走他乡？
如今即使像剑桥、牛津，除了参考传统的成绩之外，更透过各种背景资料和指标筛选有潜力的优秀学生，而中国北大、清华等中国985大学更直接邀请国内中学推荐学生，并派专家学者到我国直接给学生进行面试，国内的高等教育学府似乎仍然活在过去，在全球人才争夺的游戏中，我们到底有多少的吸引力？
此外，大学对很多年轻人而言是人生首次必须全盘主导自己生活的阶段，在这个从未成年进入成年的这个关键时刻，首次自我决定要上哪一门课，自己选择要参与哪一个活动，各种分组报告和作业要跟谁合作？要不要打工赚取一些外快？想不想好好谈场恋爱？这些年轻人第一次掌握了自己生活的控制权，生活的这一切都是自己必须决定和安排及负责，所以专业养成之馀，大学更是一种生活的实践。
国外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一群没有家庭、经济、贷款等包袱，却又对生活从满期待和幻想，甚至觉得自己可以改变世界（也应该改变世界）的大学生，在体验生活和探索自己和社会、自己与国家的关系时，往往会对社会体制作出碰撞，如果能够好好引导，这些都是推动社会变革，政治革新的好苗子，不同的国家对这些年轻人有不同的态度，然而我国上世纪70年代就透过大专法令对我们的大学生的思考格局进行了压制。
大专法令
为了限制和便于治理这些年轻人，1971大专法令禁止了学生参与各种组织性活动，使得本来可以推动社会前进的学生运动力量在过去近半世纪来在我国消声匿迹，数十年来下国内的年轻世代不再关心社会，几乎对各种社会议题都不熟悉，甚至是麻木，失去那团火的年轻人沦为只关心毕业后能不能“找吃”的格局，使得我国的大学生失去了做梦、挑战既定现况的勇气和格局。
最后，还是要说道最近的高等学府娱乐（演唱会）指南。在现实生活中，要跟谁去看演唱会？要如何打扮和穿著？艺人为了让观众有更好的观赏体验而设计了他认为最好的节目，这些都是当事人的选择而已。这是一种没有违反法律，更没有什么对错的纯粹选择，根本不该沦为某种道德绑架的工具，何况在大学这种应该要随时思考、批判和反思的场域更应该能够有接受和尊重多元的格局，如此的指南终究会沦为某些宗教、道德警察的工具，压制了大学生该有的成长机会。
懂得批判思考、对未来有想像、对社会问题有看法、对自己生活格局有想法、生涯规划有目标是我们对一个大学生的基本期待，然而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场域中，这些基本特质的培养处处受制，那本应有想法、敢于挑战的下一代终究只会落得不断的复制上一辈忙于“找吃的”生活格局而已，至于说要推动社会变革，成为时代领导，那也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口号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