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烟霾飘进家门、学校被迫停课，大马人民连正常呼吸都受影响，印尼官员却提醒我们：印尼森林平时也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提供氧气。这番话虽然没有直接要求我们感恩，但言下之意是——既然享受过森林的好处，如今便应多体谅烟霾。
这种论述，大马人听来并不陌生。今年3月杪，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要求人民添油时记得感谢昌明政府；2021年，时任首相署部长慕斯达法也说，毕业生即使薪资偏低，能够找到工作便应心存感恩。这些年来，时不时就会有些政治人物，发表诸如此类的感恩论。
以上提到的三种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点：把公众对责任的追问，转化为对公众态度的训诫。低薪者应庆幸有工作，添油者应感谢政府，吸入烟霾者则应记住森林的贡献。问题还没有解决，受影响的人反倒先欠了一份人情。
政府管理公共资源、改善就业与防治污染，本来就是政府的职责。人民可以肯定施政成果，但也有权追问不足。
至于火灾“并非人为造成”的论述，更需要证据。干旱与厄尔尼诺确实会助长火势，却不能据此排除人为因素。多年前，世界银行对2015年印尼火灾的分析指出，烧地用于农业开发和廉价取得土地，在执法不足及干旱条件下失控；泥炭地排水与开发，也加剧烟霾。
当然，过去的调查不能直接判定今年在印尼所发生的每一场火灾，但却足以说明，把跨境烟霾一概归为无法控制的自然现象，站不住脚，更何况烟霾在过去二三十年来已成了每年的“季节性常态”。因此，印尼政府和官员理应交代起火原因、涉事土地与执法进展，让事实决定责任。
根据多年前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国大合作报告，单是2019年9月，大马近2500所学校因烟霾关闭，至少170万名学生受影响。
以今年为例，大马多个州属和地区因烟霾而转上网课，尽管教学课程能继续进行，但照顾孩子的责任却落到家庭。有些父母必须请假，甚至承受收入损失。此外，口罩、空气净化设备、医疗与托儿开销，也得自行承担。世界银行早已指出，停课会增加家长的照顾成本与误工损失，而这些支出往往未被纳入灾害估算。
在经济学上，这种现象称之为“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有人从土地开发获利，污染成本却由其他人承担。当受害者继续自行埋单，制造污染者便缺乏足够动力改变行为。
尽管大马国民多年来深受烟霾影响，大马政府仍优先选择外交合作。今年9月，副首相阿末扎希明确拒绝向印尼索偿的建议，强调优先采取外交与预防措施，并准备派队协助灭火。国民承担的损失，并没有因此获得补偿。
维护邻国关系，当然需要克制。惟，克制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合作也不能成为淡化责任的借口。真要谈感恩，印尼官员更应感谢大马人民这些年来承受污染仍保持宽容，感谢大马政府继续伸出援手。
如果印尼政府真有诚意回应大马的这份善意，就应公开火灾调查结果，严格查处非法烧芭，并落实防火措施。印尼与邻国人民，都有权安心呼吸。谁家的森林提供过氧气，都不能成为让别人吸入烟霾的理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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