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首相安华在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时说出这句话，我想起的，是过去十年一起争取改变合约医生制度的同伴。那些深夜讨论、没有答案的会议，还有一次次失望之后，依然愿意继续奋斗的人。政府如今承诺废除合约医生制度，我当然欣慰。但想到那些已经离开公共医疗体系的同事，这份欣慰又夹杂著遗憾。我们终于等到改变，却无法把失去的十年还给他们。
2016年，纳吉政府在2017年财政预算案中宣布推行合约制度，以应对永久职位不足，以及医学毕业生迟迟无法开始实习的问题。当时，我也在等待上班，甚至收到朋友的祝贺：“你很快就可以当医生了！”那份期待是真实的。然而，让我们踏进医院的政策，却没有交代往后的路。合约结束后怎么办？想成为专科医生怎么办？愿意继续服务，却拿不到永久职位，又怎么办？没有人能够给我们明确答案。
2017年5月15日，我签下三年合约，开始成为实习医生。毕业后已经等了一年，终于能穿上白袍，大家都急著学习、工作，希望不辜负多年的努力。但对未来的不安，从来没有消失。后来，我们通过马来西亚国际医学生组织（MMI）发声，推动不同专业团体共同关注。2019年，我代表MMI医生组签署联合声明，与大马医药协会、牙医协会及大马伊斯兰医药协会一起争取改变。我们要求的很基本：既然国家需要我们服务，就应该让我们有公平的机会，在这个体系里建立事业。
只是，最让我难忘的，是2020年3月收到的电邮。当时，疫情来袭，我们这一批医生的合约即将届满。政府给予两年延长，却同时告知，这是最后一份合约。从病房走出来，脱下层层防护装备，浑身湿透、疲惫不堪，再看见“kontrak yang terakhir”几个字，那种绝望的心情，我到今天还记得。我们与永久医生承担同样的工作、面对同样的风险，也照顾同样的人民。疫情前线没有区分彼此的付出，制度却为我们的未来设下期限。国家需要我们全力以赴，我们却不知道，危机过后，自己还有没有位置。
后来，我与几位同事推动Code Black及Black Monday行动。同一时期，Hartal Doktor Kontrak也凝聚了另一股力量。大家的方法未必相同，但背后的伤痛与诉求相通。尤其是那些冒著可能承担后果的风险站出来的医生，他们的勇气值得被记住。
这些年来，永久录取、福利和培训机会陆续改善。这些进展得来不易，也确实帮助了许多人。但制度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影响医生进修、成家、财务规划，以及是否继续留在公共体系的决定。医疗需求是长期的，培养一名医生也需要多年。我们不能要求年轻人把人生投入公共服务，却让他们不断猜测下一份合约之后，自己会去哪里。人才流失的后果，最终由留下来的医护人员和等待治疗的病人承担。
因此，安华政府废除合约制度的承诺意义重大。但接下来，更重要的是落实。这包括如何安排录取、评估人力需求，以及避免重回职位不足、毕业生苦等的困境。永久职位也只是起点。合理待遇、公平调派、清晰培训路径，以及让人能够安心工作的环境，才是医生愿意留下来的基础。这场争取跨越不同政府，也由不同组织、不同世代的同事接力推动。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可以独占功劳。许多工作没有登上新闻，却有人一直默默坚持。
梅花终于有了芬芳，我们可以为此欣慰。但公共政策应当尽量减少人民承受的痛苦，而不是等他们熬过漫长寒冬，才给予本来就该有的保障。
这十年的代价，应该成为改革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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