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四月是“自闭症接纳月”，旨在提高大众对自闭症谱系障碍（ASD）的醒觉，尤其是让普罗大众更了解自闭症人士在社会中的挑战与需求。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自闭症的全球盛行率约为每100人中有1人。然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最新数据显示，在美国，每30名儿童中就有1人被诊断为自闭症谱系障碍（ASD），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自闭症是一种影响儿童社交沟通能力、行为模式及感知世界方式的神经发展障碍。根据《马来西亚公共卫生医学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大马学龄儿童中自闭症的患病率显著上升，从2018年每1,000名儿童中有6.34人，增至2022年的9.29人。
而由于专业资源有限，特别是在偏远地区，许多儿童直到5岁甚至入学后才被正式确诊，大大延误了关键的早期干预时机。
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AI）有望成为关键助力，以协助第一线教育与医疗人员进行早期筛查，协助更多有需要的孩子能在黄金期获得支持。
目前，国际上已有数项AI辅助诊断工具被广泛应用，例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Canvas Dx 系统，通过分析父母提供的影像、问卷及医生输入资料，在短时间内评估儿童是否属于高风险自闭症个案。
在国内的教育与育儿环境中，最早发现儿童行为异常的，往往不是医生，而是幼儿园老师、托儿所职员或特殊教育教师。他们是自闭症筛查的第一线人员。因此，若我们能开发本土化的AI辅助筛查工具，协助教育工作者更有系统地识别早期征兆，并做出适当转介，将大大提高早期干预的机会。
当然，自闭症的正式诊断必须由专业儿科医生或儿童精神科医生进行，过程涉及详尽的病史访谈、行为观察及标准化评估工具。现阶段，AI尚不被主流医学界接受作为单独的诊断工具，但它可以作为辅助工具，优化诊断流程。举例而言，AI可以分析家长提供的视频资料、追踪行为数据，协助医生更全面理解个案状况，从而加速从“发现、转介、评估、诊断”的整个流程。
若我们能更进一步地将这些AI技术嵌入学校健康筛查系统、政府诊所及特殊教育系统，并辅以专业培训与伦理框架，相信不仅能缓解我国有限的专科医疗资源压力，也能提升低收入及偏远地区家庭获得自闭症相关服务的机会。
AI的潜能不仅仅止于诊断层面，也能在自闭症儿童的学习与生活中扮演辅助者的角色。例如欧洲卢森堡开发的QTrobot，是一个专为星儿设计的社交机器人，能通过互动教导孩子如何表达情绪、维持目光接触与理解社交情境。
虽然目前此类机器人价格高昂，尚未普及，但笔者认为，本地大学可以通过现有的机器人与语言学习系统研发能力，结合政府资助与私营企业，开发符合本地文化与语言环境的AI学习伙伴。
除了学校与医疗机构，家庭环境也是自闭症干预的核心场域。许多家长在照顾星儿的过程中感到无助，若能引入AI驱动的语音辅助系统或日常行为追踪应用，便能协助家长记录行为模式、优化作息安排，甚至通过智能建议提升亲子互动品质。我们可以开发一个多语言互动系统，内建早疗指南，兼容手机和平板，将能惠及国内多元种族家庭。
除了教育与医疗体系，AI也有潜力优化社会福利制度，特别是在残障人士（OKU）身份认定与申请流程上。以目前的制度来看，家长若希望为自闭症孩子申请OKU卡，必须先取得医生的正式诊断证明，之后还需准备多份影印文件与护照照片，再亲自前往社会福利局（JKM）提交申请。这一系列过程既繁琐又耗时，往往令有需要的家庭感到吃力，特别是来自B40群体的申请者。
若我们能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病历系统（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EMR），并与JKM系统进行整合，不但能实现“一人一病历”的高效管理，也能让医疗诊断资料自动传送至社会福利部门，简化OKU申请流程。
然而，要实现这些构想，政策层面的推动是至关重要的。首先，大马需制定AI在特殊儿童教育与医疗使用的标准框架，确保伦理、隐私及数据安全。其次，我们必须培训教师与医护人员，让他们具备操作与解读AI工具的基本能力。
在推动AI落地的过程中，我们也不能忽略文化与观念的挑战。一些社会人士仍对自闭症抱持误解或污名化态度。换句话说，若缺乏醒觉教育，再先进的科技也难以真正提升弱势群体的生活素质与尊严。因此，除了技术层面，我们亦应加强公众对AI作为自闭症辅助工具的信任与接受度，推动“以人为本”的理念。
在这方面，“协作型AI”（Cooperative AI）的概念值得我们借鉴。协作型AI强调人类与AI的互补合作。AI可以成为教师、医护人员与照顾者的“智慧伙伴”，协助人类更精准、更有效地照料自闭症群体。
总的来说，AI并非要取代人类的关爱。我们可以把AI视为一位可靠的“助理”，在有限的资源中创造无限可能。愿未来的某一天，每一位星儿都能在AI的辅助下，闪耀属于自己的光芒，获得更自由与快乐的成长旅程。
要看最快最熱資訊，請來Follow我們 《東方日報》WhatsApp Chann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