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司法制度接连出现两项引发公众震惊的决定；其一，前首相纳吉在第二宗SRC案件中获判“释放但不等于无罪”（DNAA）；其二，总检察署宣布对赵明福命案“无进一步行动”（NFA），理由同样是“证据不足”。
这两宗案件都因同一个理由“准备不足”而无法推进审理。这种解释，人民能接受吗？
在纳吉案件中，高庭法官指出，自2019年提控至今已逾六年，控方尚未传召任何证人，理由是有关证据正用于另一宗相关案件。高庭法官认为，案件多次押后对被告不公平，因此决定暂时撤销控状（DNAA），但未来仍可重新提控。尽管这并不等同无罪释放，纳吉还在狱中服刑。但是为何长达六年，仍未准备妥当，迟迟无法妥善处理关键证物与推进审讯进度。案件长达六年的延宕，不仅反映总检察署在案件统筹与证据管理方面的低效，也进一步揭示其在专业能力与程序透明度上的严重缺失。
而赵明福案，更是马来西亚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痛。2009年，他在雪州反贪会总部“协助调查”期间离奇坠楼，至今已过去16年。期间，案件历经多轮调查、死因审讯与司法审理。2014年，上诉庭一致推翻验尸庭“悬案”结论，明确指出赵明福并非自杀，其死亡应由一人或多人负责。
然而，如今总检察署却以“证据不足”为由，决定不提控任何人。这不仅难以令人信服，更显得草率。面对如此重大的公众关注案件，总检察长有责任交代更多调查细节，而非以一纸笼统声明草草了结。
这两个案件决定所引发的，不仅是舆论的质疑，更是对司法机制独立性与公信力的根本性拷问。
“准备不足”这四个字看似是程序性解释，实则暴露出更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司法独立，不仅体现在审理案件和办案的自主权，更应体现在检控机关的主动性与专业能力上。作为法律的守门人，总检察署应是正义的第一道防线 。
有没有尽责？
总检察署应展现更高水平的专业性与透明度，清楚交代案件处理的进展与依据，以重建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任。人民所期待的，不是程序上的拖延或含糊其词的解释，而是透明、负责、且具实质进展的司法行动。
赵明福的死不能无声无息，纳吉的案件也不能在拖延中被淡化。我们要追问的，不只是案件本身，而是总检察署到底有没有尽责？
若连全国瞩目的重大案件，总检察署都无法履行最基本的职责，试问其他鲜少被关注的普通案件中，又有多少案件能够获得应有的司法保障？如此体制之下，人民对司法的信任，恐怕只剩失望与无力感。
正义或许可以迟到，但不能缺席。人民正在失去的不只是耐心，而是对司法体制的信任。
此时此刻，我们不能不问一句，总检察署的专业和责任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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