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16日，赵明福逝世16周年这一天，反贪会终于打破沉默，正式向赵家公开道歉，并承诺提供善款资助其孩子教育，同时列出一系列制度改革举措。这份迟来的歉意，本应是一种制度反思的起点，却在社交媒体上掀起另一场风暴。
观察一些马来网民对反贪会道歉新闻的留言中，不乏质疑、讥讽甚至谩骂：“阿迪（殉职消拯员）家属有人道歉吗？”、“又是为特定族群低头”……这些声音揭示了一件事实：在大马多元族群与政治高度敏感的环境下，任何一项正义补偿，若未被妥善说明和制度化，都可能被视为“偏袒”或“示弱”。
但必须厘清的是，赵明福案件之所以备受关注，并非因其族群身份，而是因为他原本以证人身份进入反贪会，最后却不幸送命。如果国家的司法与行政机关，连一名普通证人的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那就是制度本身出了问题，而这问题不分族群、不分背景。
更重要的是，反贪会的道歉并非突如其来，也非“被逼低头”。从2011年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2014年上诉庭裁决赵明福“死于非法行为”，到2015年政府赔偿赵家66万令吉，再到如今反贪会公开道歉与改革措施，这是一场走了16年的制度回应过程。
反贪会此次公布的改革举措包括：建立录影口供室；在地面层设立证人面谈室，提高监控与安全；升级闭路电视系统，覆盖全栋大楼，强化监控；装设安全铁窗，避免高楼坠落悲剧；推行执法人员随身摄影机；引进英国“PEACE”问话模式，保障人权与调查完整性。这些改革，是为了所有人，而不是为了某个族群。
部分马来网民提及2018年兴都庙骚乱事件中殉职的消拯员阿迪案件，质疑为何当局对其家属没有同样的回应。这种质疑可以理解，但必须放回制度角度来看：赵案的道歉，正是推动制度负责、承认过错的开端。若每个公共悲剧都能得到类似的制度回应，那才是全民受益。
如果要求一案得不到正义，就否定另一案争取正义的努力，只会让悲剧无止境地循环。
这也是为何，反贪会的道歉是一次高风险的制度行动。它意味著，国家机构愿意面对自己的历史缺失，哪怕要承受舆论批判、种族情绪与政党攻击的代价。在当下政治环境中，这样的举动需要极大的勇气与政治意志。
当然，赵案仍未完全平反。总检察署以“NFA”（无进一步行动）结案，未追究具体责任人，仍是一道制度黑洞。道歉不是结局，而是提醒所有人继续监督与改革。
这场关于“道歉”的社会震荡，也提示了大马社会必须面对的现实：真正的改革，不只是程序的改变，更是情绪的管理与集体记忆的修复。若无法理解他人的伤痛，只从族群角度审判正义，我们将永远困在对立中，失去作为公民共同争取公义的可能。
一句道歉，唤起十六年的等待，也激起另一种愤怒。但正因为如此，更应该将愤怒引向制度改造的方向，而不是彼此仇恨的深渊。
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为何为赵家道歉”，而是：“为何还没有一个制度，能为所有受害者伸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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