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安全，我们就无法享有发展；没有发展，我们就无法享有安全；不尊重人权，我们既不能享有安全，也不能享有发展。’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其‘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报告中提出了这项观点，以作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战略构想上的未来方向。你知道自1950年起联合国便将12月10日定为‘国际人权日’吗？这日子是为了纪念联合国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了共有30条的《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在1966年已进一步加强人权宪章内容，制定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国迄今尚未签署与正式接纳这两项公约内容。
我国甫于今年10月结束了联合国第二次普遍定期审议。普遍定期审议是联合国所设立，对成员国人权纪录进行审议的特殊程序。
审议报告显示，联合国各成员肯定我国在社会和经济，透过政府转型计划（GTP）和经济转型计划（ETP），已成功达到联合国千禧年发展目标（MDGs）的标准。但与此同时，我国也在短短3个小时的审议会议中，面对104个国家的249项提问与建议。
这249项建议中，东盟国家提出了其中的16项、伊斯兰会议组织提出了25项、20国集团提出40项，其余建议则来自其他联合国成员。其中有高达80项建议是针对我国对国际公约的态度与行动。
我国目前仅签署并承认3项和人权议题相关的国际公约，既1995年签署《有关妇女问题国际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2008年签署《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权利和尊严公约》。这导致我国在联合国世界人权排名上垫底，仅在193个联合国成员之中排名第187。
全球温和行动基金会（GMMF）首席执行员拿督赛夫丁呼吁，我国应该在第二次普遍定期审议结束后，进一步确立我国未来的人权保护方向，包括承认6项跟人权相关的国际公约。
这6项国际公约是《消除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反对虐待或其他残忍国际公约》、《迁移劳工及其家庭成员权利保障国际公约》，以及《不人道与有辱人格待遇及惩罚公约》。
“我国在2018年的第三次定期审议以前，应要承认一些基本的人权条例，显示我们至少以此为目标。”
人权报告没呈国会
赛夫丁的呼吁也获得社区传播中心（KOMAS）董事杰拉德的支持。
“签署与承认这些国际公约只是象征性的开始。如果我们连最低的人权要求都办不到，那根本就无法讨论进一步的行动。”
赛夫丁和杰拉德在人权日前后都分别出席了两场人权日活动。第一场是全球中庸行动基金会与人权促进会（Proham）联合举办的讨论会，以思考如何应对第三次普遍定期审议。另一场则是人权日当天，由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及大马人权委员会举办的“通往2020年的道路：人权与发展”专题讨论。
在这些人权会议中，我国国会被质疑对人权议题并不重视，特别是大马人权委员会每年准备年度人权报告，已长达12年未在国会中提及或展开辩论。
尽管我国是首个在伊斯兰会议组织挑起人权议题的国家，并主动关心的他国纠纷、童婚以及妇女权利的等人权议题，但在国内，我们除了经济转型与教育发展政策以外，尚有许多进步空间。
“除了今年的《教育大蓝图》，明年即将颁布的《国家团结大蓝图》之外，我想我们也迫切需要一个《人权蓝图》。”赛夫丁说。
伊教观点不同 并非忽视人权
今年的人权日活动上，也特别关注伊斯兰教中的人权问题。玛拉大学法律系客座教授沙阿德在全球中庸行动基金会与人权促进会（Proham）联合举办的讨论会上指出，伊斯兰教市场被误会是忽视人权的宗教，但其实并不然。
“伊斯兰并不与人权疏离，我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问题而已。例如1990年的《开罗伊斯兰人权宣言》不只关注个人权利，将信仰价值囊括在里头。”
他强调，穆斯林的价值观与西方的个人主义不同。
“我们不能忽略家庭利益，有很多的责任与义务。我们相信人与人之间有不同，但都是平等的。”
他说，我们在讨论人权议题时也不能忽略宗教的敏感地带。例如在伊斯兰教中，改教始终是一种罪孽（sin），但并不至于构成刑事意义上的犯罪。
沙阿德的观点在会议上遭到现场听众的批评，其中一项意见指，特定宗教强调他们的人权概念有所不同，就等于分裂了马来西亚人。对方强调，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共同、不能被任何宗教否定的人权概念，才能谈各种宗教所赋予责任与权利。
沙阿德则对这项回应表示，人权的基本原则是需要面对各个宗教的意见与协调的。“如果他们彼此有观点上的冲突，就应该要有讨论的空间来处理这些问题。”
应关注不同声音
另一边厢，前首相马哈迪之女拿汀巴都卡玛丽娜也在大马人权委员会举办的专题讨论会上，炮轰我国社会并没有认真检讨宗教与基本人权的矛盾。
她以目前参与的伊斯兰姐妹组织（SIS）的处境为例，指她们在争取伊斯兰妇女权益方面长年受到各种威胁。
“有人报警、公然骚扰、用我们的头像去贴大字报，却从来没有人愿意站出来为我们的基本权利说话。”她强调，我国政府应更关注社会上的不同声音，适时检讨与保障国民的基本人权。
辍学率高 原住民处境堪忧
杰拉德是唯一出席两场人权日活动、并公开发表意见的非政府组织代表。他也是联合国及大马人权委员会举办的人权日专题讨论会上其中一名受邀主讲人。
他在发表谈话时，频频提到我国原住民的糟糕处境。
“我前几天在与联合国工作团队讨论到原住民议题，发现许多难以置信的数据。有高达50%的原住民小孩竟在小学6年级就辍学了。”
他痛心地表示，有89%的原住民青年只有机会念到中五。他相信，大马人权委员会已进行了许多相关的调查，只是迄今未受普遍关注。
“我国教育界目前呈现的数据相当值得骄傲，全国只有3.4%的学生于小学6年级辍学，中五辍学的只有4.1%。原住民人口只有10万人，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根本无法在数据上显露出来。”
他认为，大马人权委员会既要探讨迈向2020年宏愿之路，就应该探讨这条道路的内容，更了解国内的人权问题，才能进一步展望未来。
“我们应该在大都会之外，关心乡村的发展道路面对了什么问题。例如，我们现在坐在很冷的冷气房内，而砂拉越的原住民还在人权日之际为他们的土地权益抗争。”
他也直言，非政府组织有时批评很尖锐，这表示他们愿意正视问题，并摊开来处理。
人民之声批我国人权等级“F”
大马人权委员会主席丹斯里哈斯米指出，假设有朝一日曾被视为人权弱国的缅甸在联合国世界人权排名超越我国，他不会感到诧异。因为缅甸近年来做了多项改革，包括释放政治囚犯、允许集会自由及接触媒体约束，虽然他们仍被谴责迫害少数族群。
大马人民之声顾问柯嘉逊也直批我国人权等级只值得一个“F”等。他以巫统大会为例，指多名政治领袖不时发表种族歧视、侵犯男女同志及跨性别群体的权益等言论，甚至呼吁政府对付关注人权的非政府组织。
在大马人民之声一年一度的人权报告中也指出，马来西亚至少有8大人权议题必须受到重视，包括拥有无审讯扣留的法令、执法单位滥权、难民与寻求政治避难者的处境糟糕、在国际的人权立场，以及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和宗教自由的限制与剥削。
国际特赦组织（AI）也在《2013年全球人权报告》中指出，截至今年2月为止大马尚有860名死囚。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纳兹里虽然在今年10月宣布政府将会使用监禁方式取代死刑，但仅限于毒品滥用或特定的案例而已。
人权委会只扮演桥梁角色
大马人权委员会的角色与行动力，也成为今年人权日的主要课题之一。赛夫丁不断强调，马来西亚要致力于具体落实的保护人权方案，就应该直接赋予人权委员会调查与行动的权力，促使他们更积极于人权议题的推动。
“目前大马人权委员会是隶属于外交部底下的机构，对国家的各个人权议题只扮演顾问的角色，因此不管是政府或公共单位都未给予重视。”
我国国会也已经长达12年未针对大马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书作任何讨论。
大马人权委员会副主席拿督许绿娣也表示，很多人误会大马人权委员会表现“安静”，没有主动关注人权议题，但其实这观点是不正确的。
“我们不是非政府组织，所以我们扮演的并不是非政府组织的角色。我们作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不需要表现激进。我们也不需要透过召开新闻发布会来展示自己的成绩。”
她在专题讨论会上指出，大马人权委员会并不高调，但非常注重于人权醒觉运动的推动，也时常积极地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协调工作，促进彼此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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