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第一座纪念“南侨机工”的雕塑竖立在晚晴园庭院一隅，并于3月4日正式揭幕。雕塑说明简单介绍了“南侨机工”的背景：1939年，侨领陈嘉庚号召华侨青年支援中国抗战，赴滇缅公路担任驾驶员及技术维修员。文中也提及约有3200余名机工响应，但截至1942年，已有千余人在执勤时为祖国捐躯。
这几年新马及大陆掀起一股“南侨机工”历史寻访的热潮。几年前我也曾在一场演讲的交流时间，听见一位女士用激动又高昂的声调，称“南侨机工”是被忽略的历史，呼吁本地社会务必正视这段新马华人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我本身没有钻研相关历史，但处理到同时代的材料时，略有涉猎。侨居海外的“南侨机工”毅然投身救国的精神，确实很值得崇敬。但我认为，任何历史的研究和记录，都不宜本著激情处理成伟大的“史诗”。我们不能排除掉历史中不那么崇高的部份，不能忽略掉女性的参与，当然也不能将女性参与仅仅视为“佳话”。
根据陈嘉庚的《南侨回忆录》，1939年广州失守后，囤积在香港的物资、军火需改由仰光入滇，然而滇缅公路崎岖难行，唯有熟练的司机才能胜任。相关单位来信请陈嘉庚协助在南洋召募司机及机工，陈嘉庚遂以“南侨总会”名誉征求“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志愿回国服务，数月间竟征集了3200余人，组成声势壮观的“南洋华侨机工队”。
召募当时没有指定性别，大概也没有预料有女性应征。因此，当槟城福建女校教员陈侨珍和协和女校教员白雪娇报名加入时，获得报章广泛报导，盛赞她们“不作深闺梦里人”。槟城筹赈会妇女部当时还开了欢送茶会为常委陈侨珍送行，致词时陈侨珍表示自己力量薄弱，“只有努力去拼命，去帮助祖国，去取争光荣的胜利。”
白雪娇瞒著父母以“施夏奎”之名报名，出发当天留书出走才被发现。次日，她的信被刊登在《光华日报》，信中她言辞慷慨，表示不愿“以有用之躯，以有用之时间，消耗于安逸与无谓中”，而且“在祖国危难的时候正是青年人奋发效力的时机”。
另一名是女扮男装的李月眉。她一路到了贵州，在红十字会担任司机。一次执勤时意外翻了车，送医抢救时才发现她的真实性别。此事经报章渲染，“巾帼英雄”、“现代花木兰”的佳话迅速传开，但她伤愈出院后便脱下军装，改任护士了。战后李月眉跟缅甸华侨杨维铨结婚，随夫回居地生活，养育7名儿女。1966年，李月眉举家重回祖国，时值文革，她随即因抗日的经历被打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1968年她在巨大的压力下崩溃，举镰刀自杀，以鲜血结束这种扭曲。
战后去向所知不多
中国抗战时期，除“南侨机工”以外，也有不少华侨青年参加“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1939年3月，第一队“回乡服务团”在吉隆坡组成，因由侨领黄伯才和张郁才两人出资，故称“两才队”。出发前，霹雳州朱毛埠的18岁少女郑玉莲，由父母送保前来加入。
比较特别的是雪兰莪惠州同乡会的官文森所召募的“文森队”。这是一支7人女子救护队，年龄介于17至27岁。她们在1939年5月5日出发，行前发表〈慰问兵民书〉，称：“祖国生死存亡的时候，凡是中华儿女，不应偷生苟活，以逃避责任”，而“我们虽然是女子，虽力量微薄的女孩子，但在这全面抗战的时候，不敢留恋暂时所谓安全地带南洋而放弃国民责任！”
当时报纸用了很大的篇幅报导这7位“巾帼英雄”，下标题：“为争取祖国自由回国服务，她们都身体健康头脑清楚意志坚决，她们将以最大的勇敢参加击退敌人”。报纸甚至刊载7人的传略，她们的姓名因此留传下来：王春红、祝少珍、李逢娣、欧巾雄、叶清秀、贺玉兰以及古秀英。
根据《峥嵘岁月──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实录》（1988）一书，“文森队”经香港入广东惠州，“把南洋带回来的药品送给农民治病，帮助他们干农活和做家务，还办了民众夜校，教他们读书识字、唱抗日救亡歌曲，向他们宣传团结抗日的道理。”约半年后，其中3人回马来亚，其余4人留下，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战后“南侨机工”和“回乡服务团”的数千名南洋子弟的去向，我们所知不多，其中有人回去南洋，一些人回家乡，另一些流落在外，而确切的牺牲人数也难以查究。《中华文史资料文库》（1996）的资料记载，他们散失在大江南北，有者发展顺遂，有者处境堪怜，也有不那么光采的。
“南侨机工”无疑是新马华人移民史重要的组成部份，也是抗日救亡华侨志里相当苦难的一页，但没有必要将它放大为最悲壮的“史诗”。事实上“南侨机工”、“回乡服务团”乃至于1940末至1950年代数以千万计的华人人口，被殖民地政府以涉嫌共产活动驱逐出境的历史，都可以放在同一个时代框架下来探讨和分析。因此，记录和纪念马来亚自抗战、抗日、反殖以降的历史，必需持平看待史实的方方面面，否则只会失之于形式，也断送了它的历史价值与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