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困境，难免会令人联想到前首相马哈迪在1970年，在新加坡出版的那本《The Malay Dilemma》(马来人的困境）。这本书曾一度被列为禁书的著作，迄今，依然可在本国各大书店买到，可见它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此外的所谓困境，实指一种难以抉择的选择困境，如马来人一方面要伸张他们认为理应予他们的权力，可其文化特征，如含蓄，有礼，不愿损伤他人的文化教养，又使得他们得体谅他人他族的权利与要求。这就使得马来人产生了害怕他们会失去在本土的占有权的困境，伸言之，这也是个如何与他族分享本国的困境。
按本书的说法，马来人的困境文化是文化的政治的，也是经济的多重困境。只有加速马来人的城镇化，让普罗马来人习得一技之长及改变他们的一些文化价值与思维方式，人生态度等方有可能克服这些困境，从而实现种族平均等与国民团结，因此，也反映了马哈迪的特殊的国民团结观，只有实现了各族间的全面平等，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国民团结为例，认为法律上的平等不一定就会导致社会与经济平等，而社会与经济不平等，又使法律上的平等流于形式，据此也会产生一种抑强扶弱的，避免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抑止强者出头的心理。
大马人的困境
从实践上看，1970-80的新经济政策，确也带有这种抑强扶弱的色彩，从好的方面看，或许，这会使一些马来人觉得较有安全感与平衡心理，可从不好方面看，国家的整体实力与发展潜能，就不得不被压抑住，我想，这就成了大马人的困境。
进而言之，我想，从华人的角度看，这个马来人的困境，不仅是大马人的困境，实则，也是华人的困境，也就是为了国家整体的长远利益，如何使马来人觉得华人的出头或争取平等并不会威胁到马来人的安全。实则，不仅不会威胁到马来人的安全更会因整个蛋糕做大了，国家向前向上发展了，马来人也能分享到更多的好处，国家也更趋于稳定和谐。
只惜，迄今，由于有心人与既得权益者的作怪，华人出头或争取平权等更加剧了对马来人安全的威胁歪论，依然颇有市场。实则，有些马来人对人民公正党不放心，便因为被蓄意指责它不能有效护卫马来人的权益。
其实有识之士均知道，在可预见的将来，马来人领导权(Malay Leadership)（而不一定是令人不快的马来人支配权(Ketuanan Malayu）)是我国的政治现实。
这里，其实也涉及了国际政治学上所说的安全困境(Safety Dilemma)，也就是一方的增进的安全会被对方视为对己方的增进的威胁，其实，追求绝对安全(Absolute Safety)，只会使一国或一族成为恒常的紧急状态国(State of Emergency)，或说，安全本应是相对而对绝对的，而加强彼此间的相互依存与交叉利益(Cross Interest)才是可靠的安全。
随著时空的演变，1990年代后，马哈迪也意识到各族一荣皆荣一枯皆枯的道理，而在1991年才提出了2020年宏愿，这一思路与政策的转变也使得国阵在1995年与1999年取得漂亮的大选成绩，惜自进入21世纪后，由于经济走下坡，资源较短缺，遂也使资源竞争力激烈，国阵的政绩正当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也大幅减损，其后果之一便是国阵选绩不佳，最近甚至有不惜走极端的迹象。
在2003年，马哈迪也曾提出了马来人等困境的说法也就是，应否拿掉国家给予马来人拐杖的选择困境。这其实也是个国家依存(State Dependence)的问题，马来中产与富豪阶级的崛起，基本上是依靠国家扶持，可国家的能力与财力毕竟有时穷，马来人占了人口的相对多数（约55%）最终毕竟得自力更生，更何况，国家依存也使金钱政治以权谋私，钱权交易日趋猖獗，终而损及全民利益。终极而言，授之以鱼（实物）的政策，是必须转向授之以渔（技术）才可能生生不息。
面对的三大挑战
就此点而言，留美的马来知识份子Bakri Musa在《解放马来人的心智》(Liberating the Malay Mind)一书内，（2013）提出了新的看法，Bakri认为，马来人的困境也是大马人的困境，此点倒是与马哈迪不谋而合。他认为，当前的马来人面对3大挑战，即马来人内部的分极化，全球化与宗教极端主义。这3大挑战若一齐爆发后果不堪设想。
马来人内部的分极化也有3类即宗教的，意识形态的与社会经济的（即内部贫富差距恶化），要应付这3重挑战，谈马来人大团结是没有意义的，它只是转移众人视线的手法，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实则，究竟为谁团结？这个提问也是极重要的，Bakri对当前的马来领导层可说没有信心。
按Bakri的说法，马来人最可靠的出路不是什么马来人支配权或特权，这只会弱化马来人的能力，马来人需要的其实很简单，也就是让尽可能多的马来人具有竞争力。
而要让马来人具有竞争力，在国内外可发挥所长，便需解放马来人的被统治精英所封闭的心智，使马来人眼界大开，习得实用的知识与技能，取得信息，不盲从领袖。历史地看，自古以来马来人便拥有开放的心智，可惜它被统治精英封锁了它必须被重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