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政党间的矛盾和斗争很难用“敌我矛盾”和“人民矛盾”来区分，因为马来西亚的政党已经不再分“敌我”，只是怎样做到“利益的合作”。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同志），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敌友之间说换就换。
虽然今天我国的政治发展与50年代的中国政治运动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但倒可以引用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5月15日的著名社论（在人民日报）的标题《事情正在起变化》作为马来西亚当下的政治参考。
毛泽东当年的社论是有感而发的。因为在1956年2月，苏共召开第20大会议。在会上，新领袖克鲁齐夫的“秘密报告”中严厉批判斯大林（1953年逝世），并全盘否定其功绩。在历史上有人形容为对斯大林的“鞭尸”。毛泽东对克鲁齐夫的做法很不满意，连带也思及中国若在他之后，出现克鲁晓夫式的接班人，他本身岂不是成为被否定的人物？
舆论边缘化安华
结果不出所料，毛泽东发现国内的右翼份子借题发挥，借故政府推出的“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事咒骂共产党和要求轮流执政等言论，促使毛泽东预感到变化正要发生，必须防范于未然。
这之中“民主派”（民联副主席）的罗隆基（森林工业部长）因苛责中共政策而被划为“右派”。1958年被撤职，1965年病逝，终年69岁。
这一篇社论揭示了毛泽东决心将整风运动转成“反右斗争”，也开启一连串的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才结束（1976年）。
在这个过程中，它已不分内部矛盾或敌我矛盾，而是由主流派来定性，目的是通过舆论和运动来改变既定“决策”。
反观马来西亚的政党政治，虽是与中共体制南辕北辙，但这些结盟的政治人物也各有心思。例如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接班人问题，也是面对“事情正在起变化”。如果说早前市面谣传说巫统的37名国会议员和17名伊党的议员表示支持马哈迪任相至下届大选（即2023年）为止，尚不能当成一回事，那么当下的各种噪音已非空穴来风，而是有所为而来，隐约中在边缘化安华。
虽然马哈迪没有宣布离职的日期，只是说任职绝不超过3年，较后就把相位交给安华。因此不论他是在位2年或3年，安华似乎已被“钦定”为接班人。
接棒没有协议
这让人回想起20年前，安华已是“坐亚望冠”的接班人，也没有人料到会出意外。事后也正如外界无法想像的，安华不但被开除党官职，而且被控上法庭判监，相位离他是太远了。未想在20年后，两人又化敌为友，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变化。
20年后，安华最终选择与马哈迪重归于好，希望有机会圆一个“首相”梦。当时为了清除疑虑与障碍，在大选前希盟内部就传出马安经同意一旦执政，则由马哈迪重作冯妇再交安华拜相。如果在大选后不再挑起课题，安华也就不必耿耿于怀，也不必加快其“接班”的准备。这包括安华在2018年被赦免，得以全面从政后，就及快提名任公正党主席，又于较后重任国会议员。在万事俱备下，安华入阁已是必然的事。但人算不如天算，安华直到今天还是没有一官半职，他还得每周与马哈迪交流，以了解局势。
从中崛起的阿兹敏在2014年因“大臣位”之争与安华失和后，就在党内“另树一帜”，形成另一个强大的派系，也成为党内的实力派。加上阿兹敏不但有官职，也有接近马哈迪的优势。他如果倒米，形势对安华就不利。
问题的复杂化和更具“爆炸性”，是因为阿兹敏说马哈迪与安华之间没有协议，也没有与希盟有协议，他是附和慕克里兹接受《日经亚洲评论》专访时指出，希盟或许有交棒的建议，但没有口头或书面协议。慕克里兹也说，他期待在将来能在中央内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也暗示他若有机会，也不会拒绝领导国家。
阿兹敏之所以节外生枝是因为他近来也惹事上身。市面上传开的“男男短片”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的形象乃至仕途，这无形中造成他与安华的嫌隙更大。就在安华尚未对这类的“伤言”给予回应时，他的谨慎言行和不愉悦的容忍不但不像他一向的性格，而且棱角已被磨平，反映出安华如同换了一个人；甚至连马哈迪提议巫统齐加入土团党他也没甚意见。因为他知道优势在马哈迪这一边而不是在他这一边。
敦马政权逐步稳固
当阿兹敏公开表示应给予马哈迪足够的时间执政时，也意味著对准安华当头一棒，力使“接班”课题被炒热。这种短兵相接的斗争兴许是两败俱伤的。当政治来到窝里反和盟友反的阶段，已意味著变化正在酝酿中，不时打破既定方针，就是改变人事。
如果说毛泽东是让变化产生一个又一个运动而巩固红色江山；那么阿兹敏这边是为安华的政途蒙上阴影。这对师徒关系变化，说明了政治是残酷的。
可以这么说，当下马来西亚政治的变化是马哈迪政权正在稳固中，包括阿兹敏或会拉拢一批公正党议员与马哈迪结合；若再加上巫统的议员，则土团党取代巫统也就指日可待了。相对的，安华的相位也会因权力在握的一派让事情有所变化下，安华已成为被动的角色，一个不谨慎将会被排出局。
因此“事情正在起变化”既适用于昔日的毛泽东，以证明他的权威也适用于今日阿兹敏的反击，以证明他不是省油的灯，也可让现实起了变化。两件大事中，我们看到事情正在起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