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某评论言及中国近代史，但是其中曲解历史甚多。作为擅长中国近代史的学术人员，有纠正错误的责任。许多人认为，鸦片让中国白银外流并引发鸦片战争，进而使得中国国势江河日下，从此陷入悲惨的日子里。这种从西方冲击论的观点解读中国近代史的方式，早在近四十年前就已被中国史学家们所质疑。
中国中心史学观
许多研究指出，十九世纪的许多事件并非是中国回应外部的刺激，而是因应自身因素而展开的行动。例如同治中兴并非是回应两次的英法战争，而是中国在太平天国的内战之后，重建社会秩序与经济的结果。
另一方面，香港和上海的崛起并非是因为西方势力的扶持，而是因为太平天国这场内战毁掉了广州、苏州和杭州这些珠江三角洲和江南地区的经济中心，使得这些地区的经济中心转移到当时相对不受内战侵扰的香港和上海，进而促成香港和上海崛起。（当时珠江三角洲和江南地区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
此外，某评论似乎不知中国一直在世界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而非闭关自守的地方。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十六和十七世纪就已透过菲律宾和澳门与中国进行贸易，透过输入美洲银换取中国的商品。这为不产银的中国打下了采取银铜双元货币制度的基础。
但是在十九世纪晚期，美洲革命导致银产减少，流入中国的白银大减，再加上出口商品不景气，导致中国必须以白银贴补对外贸易。简言之，纵观全局，当时导致白银外流的并非只是鸦片导致，而是众多经济因素所促成。
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之间，中国并非只是单纯地卖出商品并输入白银。中国沿海地区有海洋贸易的传统，自汉代起就设有政府机关管理东亚的海洋贸易。虽然明代曾一度禁止对外贸易，但是贸易仍以朝贡制度与走私的方式进行著。明清时期的中国因富有而对海外商品有大量需求，并刺激许多人到海外从事贸易或生产，海外贸易非常蓬勃。
海外华人史权威王赓武教授对于中国海外贸易有所研究；台湾的海洋史权威陈国栋教授曾指出中国商人如何因海参而深入东南亚各地海港进行贸易。东南亚史学者卡尔‧特劳基（Carl Trocki）也指出，十八世纪末的廖内群岛上有好几万的华工从事胡椒与甘蜜种植业。因此，从长时间来看，十九世纪中叶许多华工到东南亚担任劳工，只是华人到东南亚从事商业与生产的长期趋势的一环。
从时代脉络解读历史
此外，历史研究中要求必须把历史事件放入当时的时代脉络中，并从各方行动者的角度来解读。如果把鸦片战争放回当时的脉络，从清朝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中国边疆上又一场边疆战争。如果结合当时的各方资料观察，其对经济的冲击性并无今日想像般巨大。鸦片战争后出现新的商业制度，商业发展更为蓬勃。
此新制度下，中国商人并非是被宰制的人，西方商人也无法独大。反之，中国商人不但大量投资西方企业，并且足以和西方商人对抗；中西商人间也常常互相往来合作。因此，为何今日鸦片战争具有中国受辱的意味，则必须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之间，中国因应民族主义的要求来解读，而非一味盲目接受。
最后，某评论作者粗糙地说香港示威是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显然不理解马克思。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是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视为一体，并从经济开始来解释这套体制的运作。但此作者却未好好分析现今中国和香港的体制是否分别是马克思所言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而只是硬套名词。这完全违背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守则──不可从字面，而要从时空脉络下的实际本质来解读词汇。
对于此作者，笔者建议可熟读郝延平的《中国近代商业革命》、科大卫（DavidFaure）的《中国与资本主义》（China andCapitalism）、林满红的《银线》、孔复礼（Philip Kuhn）的《华人在他乡》与王赓武教授的海外华人史等著作，好好了解十五至十九世纪的中国经济与华人移民。笔者也建议应熟读霍布斯邦（Eric Hobabawm）、汤普森（E.P. Thompson）、沃尔夫（EricWolf）等学者的作品，以了解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以避免日后下笔时犯下更多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