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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夷书法教学争议(再加上扎基尔风波)可说是希盟执政以来,我国面对最严峻的议题,事情一直延烧,越演越烈,几乎到了无法收拾的局面。族群和宗教群体之间的信任危机,还有族群和宗教内部的角力斗争,几乎要到了临界点;如果大家不加以克制,后果恐怕会不堪设想。

现在的局面,让我联想到两年印尼的锺万学事件,原本是族群/宗教内部的角力和政治纷争,但是各方舆论都无限上纲,把课题上升到“捍卫伊斯兰对捍卫世俗”和“单元对多元文化”之战,加上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最后撕裂了印尼社会。

穆斯林联合会(ISMA)发起的查禁董总网上签名运动在短短两天内,已经获得了超过10万人的签名响应。董总失策地建议发起签名运动,以伊斯兰化为由反对爪夷书法教学,激怒了不少穆斯林,把原本相对温和的穆斯林推向更排他的一方,让更保守的穆联会更能操弄穆斯林舆论。

华巫团体间隙扩大

首相马哈迪不负责任的指责更是火上添油,激怒了一些原本愿意妥协的华社领袖和华教人士。这样的僵局如果日益恶化,社会恐怕会更加撕裂,不同族群和宗教群体之间的猜疑扩大,最终所有马来西亚人都是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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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来,华社相对进步团体和人士跟相对兼容的穆斯林组织,尤其是伊斯兰友好协会(IKRAM)和伊斯兰青年运动(ABIM)保持良好互动,以拉近各方对各项族群和宗教议题的互动与了解。伊友会和伊青运大体上认可华文教育在我国发展的空间,也对承认统考事项持开放态度。

然而爪夷文议题争议后,相对兼容伊斯兰团体跟华社之间的关系出现信任危机。如果我们断绝跟相对兼容穆斯林的关系,我们可以依靠合作的就是为数不多的所谓“自由派马来人”,我们恐怕可能会重蹈印尼锺万学的覆辙,失去原本可以拉拢和合作的穆斯林,在面对更加保守和排他力量的攻击时,我们会处在更劣势。

简单来说,爪夷文/字(Jawi)是以阿拉伯字体书写的马来文;而阿拉伯字体书法(Khat)是阿拉伯文的艺术写法,传统上内容主要跟伊斯兰相关。因此,一些学者认为Khat是伊斯兰书法,但也有一些人认为我们应该广义了解Khat作为阿拉伯字体(包括爪夷文)的一种艺术书写。

更宏观看待问题

教育部认为以阿拉伯字体书法(Khat)来认识爪夷文是一种鉴赏,一种趣味学习,一种认识马来文历史的方法。然而,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很多人都从宗教角度来看待这个议题。这在所难免,因为爪夷字跟伊斯兰确有密切关系;然而一直纠缠在伊斯兰化/同化疑虑的争辩,恐怕无法带我们走出僵局。

一些自由派的马来人如西蒂卡欣(Siti Kassim)和阿兹里拉曼(Azly Rahman)对教育部长马智礼的宗教背景一开始就存有偏见,因此他们认为使用爪夷字等同于伊斯兰化不一定代表背后有深厚的学术依据,更多时候,他们已经有既定的观点和议程,然后再提出他们的论述。

同样的,一些伊斯兰学者或传教师受限于他们自己的学习和成长背景,对爪夷字的认知可能局限在伊斯兰知识。就算相对开明的伊斯兰学者万吉和聂奥玛(Nik Omar),也因为本身的宗教训练所限,而认为爪夷字主要是传承伊斯兰知识的载体。

印尼有很多伊斯兰学者同时也掌握人文或社会科学的训练,这点是马来西亚匮乏的,这也导致我国在穆斯林相关社会议题的讨论往往受困在宗教框架,而无法以更宏观的视角来审视议题。

我本身更倾向于认同作家兼学者费沙德兰尼(Faisal Tehrani)和文化工作者邱武英(Eddin Khoo)的观点(刚好他们俩都分别是马来人和华人社会的“异类”)。他们俩都能比较宏观地从社会历史,语言发展和文化现象变迁的视角,来看待爪夷字在马来群岛的运用,而不仅仅局限在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的讨论。不少相对温和的穆斯林个人和团体如伊斯兰青年运动也持有类似观点,即爪夷字/书法并不专属伊斯兰,而是马来文艺术和国家文化遗产。

遗憾的是,在这次的争议中,前两者非黑即白的论述比较受到关注,并被不同利益的个人团体用来加强他们既有的观点。在这项复杂的争议中,我们看来并不在乎马来文,Jawi和Khat的密切和微妙关系,而更倾向于选择以我们既有的观点来认知事情,结果我们被“同化”和“伊斯兰化”的疑虑所蒙蔽而无法冷静地判断。

这也引发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究竟争议发生时,我们应该听取那些“意见领袖”或“学者/专家”的看法?我们如何去掌握这些看法背后可能隐藏的不同议程?媒体又应该呈现或突出那些观点?

网络言论自由须治理

我们的传统媒体(无论是纸媒还是网媒)需要扮演它们的角色,特别是社交媒体普及和假新闻当道的此刻。媒体在报道宗教和族群议题应该有一套指南或方向,而不是给政治人物和网民留言牵著走。没有规范的新闻自由对多元多语社会可能会是一大伤害;因为很多时候当民粹骑劫民主的时候,能够煽动族群和宗教情绪的新闻和评论更能引起共鸣;新闻编辑应该把关和思考如何处理和呈现新闻才能减少不必要的对立。

至于社交媒体的讨论,我维持一贯的立场,那是必须被治理的。没有规范的网络言论自由,就像我们谈马路上的行动自由,但却没有交通灯作为管制;大家可以为所欲为,而且相对偏激的声音也更容易在社交媒体引起回响。在“专业已死”和没有编辑把关的社交媒体上,我们的讨论很多时候会更容易“去脉络化”和“去历史化”,这样的发展如果不受克制,对民主社会一项严峻考验。

我要强调的是,我不认同打压言论自由,而是主张社交媒体讨论的治理,至于如何界定和谁来界定则有待更仔细的讨论,其他国家如印尼和德国的做法都可以作为借鉴。

丘伟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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