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进行一场豪赌，下注的两方分别是政府与人民。
我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仍持续在2或3位数的攻坚时刻，行管令解封或半解封都同样失去了理据，尽管有近46万人联署请愿希望政府收回成命，不要逞一时之快，以免在最后关头失守，导致第三波疫情爆发，前功尽弃。
看来政府不会改变立场，特别是面对不少中小企业期待尽快复工的压力下，此“非民选”的政府显得被动与无奈。据报道，行管令导致我国每天的经济损失近24亿令吉。在行管令的“松绑”与“收紧”之间，政府左支右绌，进退失据。
国盟2月的夺权行动，把509人民投选的希盟政府推翻，扶持一个弱势的首相，但各党权力的分配仍无法尽如人意，巫统对土团党获分配较多内阁成员的不满溢于言表。
稍不慎恐大爆发
首相慕尤丁在首次行管令实施的电视上表达国盟不是民选的，但人民应给国盟机会表现。首相强调：“我不是叛徒。我是你们的全民首相。”本来慕尤丁是否符合人民的期待，他无需自我标榜，人民心中自会有一把尺。新冠肺炎是给所谓“后门政府”的大考，考验国盟在应对、管理、协调、整合、防控等的能力。他们没有实习时间，战已开打。
当然还没上战场前，官拜部长闹点笑话以解压或许是慕尤丁内阁成员的最好“政绩”。卫生部长阿汉峇峇告诉人民喝温水可杀菌。当然更“精彩”的是阿汉峇峇与巫统主席视讯交流疫情时，透露他已与世界500个国家商谈疫情，令人惊吓是否过去自己“读错了地理”。妇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在官方面子书劝请妇女在家办公要穿著整齐并化妆。面对与伴侣有争执，也应避免唠叨，要学小叮当与撒娇，其视妇女就是“黄脸婆”的假设，令人啼笑皆非。
这些内阁成员的出糗，引发人民挞伐，但对他们的官位仍然稳如泰山，面对疫情责任的似乎唯卫生部总监诺希山。
现在政府准备对行管令大解封，比原定5月12日结束的行管令提前了一个星期。这个决定，是谁下的判断？何以如此“猴急”？难道政府对疫情的判断与人民的惶恐完全扯不上关系？再问这是政治的决定，还是专业的决定？
有人认为这显然是贸工部与卫生部的博弈，贸工部受到企业界的施压，员工不上班，需照样支付薪水，导致企业开支没有减少，但盈利锐减。事关生存问题企业期望早开工，越早越好。
对于员工而言，病毒还在肆虐，开工的风险是生命的风险，大人一旦感染病毒，或将连累全家，惶恐心理，不难理解。人命关天，政府与企业主岂能不感同身受。当然，若企业无法经营而倒闭或面对巨大亏损，老板与员工在同一条船，彼此都会是受害者。
今天新加坡疫情的爆发，提供了一个教材。初始阶段，新加坡把注意力放在国民的防疫，忽略外籍劳工的染病风险。数万外劳集体住在简陋的员工宿舍，只要有一两个人染上新冠肺炎，其传染速度就是倍数的增加。截至5月3日新加坡确诊病例达到18205人，从早期的防疫模范生沦为后段班，验证了新冠肺炎稍微不慎，等待的就是大面积的人传人。
韩台经验成典范
吉隆坡大城堡伊斯兰宣教活动事件，是我国确诊人数飙升的主要源头。今天任何居家隔离或阻断措施都是“必要”的手段，唯有做好把新冠肺炎患者与健康民众有效隔离，疫情的传播才可能得到抑制。
事实上，我国对民众尚未进行大量检测，每百万人我国检测数量是1605次，新加坡是6666次，韩国达到8996次。检测的量越大，就更容易找到核酸呈阳性的新冠肺炎感染者，而达到早预防，早治疗的目的。
韩国的成功防疫成为典范，他们怎么做到的？韩国初期疫情严峻，后期有效透过医疗及管制手段并快速控制疫情。当第一波疫情来袭，韩国政府随即落实大规模检测、检疫隔离对策、大数据追踪确诊接触史，呼吁社会减少群聚，让疫情有机会平缓。
美国传染病专家内恩斯瓦教授（Tobert Nyenswah）指通过检测尽早发现病例是控制疫情的根本手段。他提醒当一个国家不知道多少人感染，就不可能搞清楚疫情到底多严峻，也不可能采取妥善行动。
国际权威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刊登文章点出了台湾防疫的成功经验，文章指在新冠肺炎疫情于农历年间爆发时，台湾快速动员并制定方法进行识别、控制和资源分配，包括利用健保数据和移民数据，开始建构大数据资料分析，从旅游史和就医史来追踪病例。此外，台湾也利用新科技，包括QR code扫瞄和网络通报旅游史及健康状况，以及航班史与过去14天旅游史，来分类旅游者的感染风险。属于感染风险低的族群，则利用短讯来完成健康申报。属于高风险族群，则要求在家隔离，且利用手机追踪。
无疑的，新冠肺炎需要政府的有效管理与资源整合，意见强大的执行力，韩国与台湾防疫成功的经验，不是偶然。国盟政府的行动管制令荒腔走板，没有细节，有时还U转。部长闹笑话多过提出有见地的建议。目前疫情仍然严峻但却迫不及待的解封，令人困惑。
我怎么也看不到政府的信心从何而来？但却暴露政客的赌徒心态，这不是一般的赌注，是以生命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