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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冠肺炎疫情近日暴增，令人毛骨悚然。1月29日起单日确诊人数连续三天破5000多例，在防疫处理上尽显一团糟已是一个不争事实，早期被人们视为防疫有功的卫生总监诺希山也逐渐从神坛被请下台。中国有锺南山，大马有诺希山的美誉，今天看来也充满讽刺。
每天防疫记者会，诺希山淡然的、从容的在电视媒体报告我国疫情起伏变化，这个卫生部最高行政单位的每个讯息，成为人们关注焦点。在沙巴选举前，当时看到新加坡不断飙升的疫情，大面积客工感染，我们庆幸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卫生总监能为我们把关，使我们成为一个有口碑的防疫国家。
政客规避责任
但好景不常，沙巴这场政治夺权大戏在9月上演后，风云变色。政客们从西马远赴东马助选，涌动人潮，无视疫情，结果一触即发。国盟果然击退敌营成功拿下政权，也同时把我国疫情推向爆发的深渊。夺权幕后操盘手是谁，没有国盟最高决策者同意，夺权可能成行么？沙巴前首长慕沙阿曼指目前第三波疫情并非由于他策划夺权所导致的，而是前首长沙菲益执意解散州议会和举行州选造成。其颠倒因果关系，试图规避责任，昭然若揭。
首相慕尤丁一直告诫人民把政治放一边，要专注防疫，但最无视疫情而玩弄政治的，其实不就是国盟政府么？不就是在疫情还没完全控制情况下，故意挑动沙巴政治而引发的选举吗？政治人物口是心非，莫此为甚。
一场通过沙巴夺权后而引发的疫情爆发，如果没有追究罪魁祸首，而却允许紧急状态来保护其摇摇欲坠的政权，于情于理都难令人信服。
其实，此次疫情爆发，我国外籍劳工占了一定的比例，国防部高级部长依斯迈沙比里指截至1月19日，在17万8370名受检测外劳中，其中3520起确诊。我们要问，这3520外劳的“密切接触者”卫生部可曾认真、仔细、全面、滴水不漏地去追踪？还是以为“找到”这些染疫外劳就已大功告成？
政府没有事前关注外劳染疫的危机，导致外劳再传给社区，这是本土感染加剧不可忽略的因素。如果卫生部本身没有“想到”外劳问题，怎样都难让人信服。邻国新加坡的“惨痛教训”我们没有引以为鉴。决策的粗糙，给医务前线人员带来压力与风险。
早期新加坡把防疫重点摆在新加坡国民身上，完全没有关注到客工是群居的，如同定时炸弹。如果一个人染疫，很快就会人传人，这是当时该国疫情飙升的因素。其实客工宿舍人口密度高，一间房有多达12至20人同住、共用洗手间等设施，加上卫生环境恶劣，导致宿舍成为病毒温床。
朝野须建立共识
截至1月30日新加坡共有5万9507起确诊人数，其中超过90％来自客工社区。早前客工大面积染疫震惊新加坡社会，暴露这个城市国家，富裕外籍人士和贫穷外国劳工截然不同的处境。
后来该国采取果断措施，对客工进行全面检测。自去年1月23日出现首例新冠确诊病例后，4月新加坡就著手成立专门工作组处理客工宿舍疫情，并向所有宿舍派出前线保障支援小组，建立医疗站、提供食物和其他物资、管理后勤和清洁服务、确保工人有网络和外界联系等。
新加坡政府为了确保客工疫情不会扩散，每天追踪多达4000名密切接触者，约18万名客工及其家人实施为期14天的居家令。政府为他们免费提供一日三餐。将重症患者送到医院，轻症患者送到由展览馆改建的方舱医院，还将病毒检测呈阴性的健康外籍劳工迁出宿舍，安置在军营、海上浮动宿舍、体育场等地。并且还使用两艘邮轮来安置治愈出院后的外籍劳工。
新加坡人口约570万，其中非居民人口接近170万。非居民人口中多数是外来工作者。但政府有效管控下，目前染疫者多已痊愈，其社会也恢复正常经济运作，特别是阻断外劳传染链的做法，尽管引发一些批评声，特别是外劳无法自由在社区走动，但其有效性，不得不肯定。
我们经常落入一个迷思，到底解决经济还是疫情何者为先的争议中，完全没有看到疫情如果不断扩散，最终也会导致人民不敢出门，消费市场也会萎缩。政府大量发出援助金救苦救难，固然应获肯定，但没有投入更多经费在医疗防疫需求上，却是见树不见林。
目前新加坡外交部基于我国疫情严峻，决定从2月1日暂停与我国的互惠绿色通道安排。此绿色通道的设计本来是允许马新两国之间必要的商务和公务跨境旅行。现在疫情不断飙升，经济大受影响是肯定的，如何找到平衡点，显然朝野必须建立共识而非权斗。特别是反对党防疫的意见能否下情上达，前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材建议征用1万人进行大量检测工作，一方面解决失业业问题，一方面化解医疗人员的不足，这个建言多次在媒体披露，但似乎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
疫情下，是准备“病死”还是“饿死”是个谬论，这只是政府不想找出良方与对策的最不负责任借口。如果一切的借口都可以此为理由，那我们就准备等待更大的灾难性疫情吧。
